辞让，是对自己的节制。一人的节制也能做出榜样，防止他人的种种不节制。这是《礼记》说过的意思：
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
《礼记·坊记》
这个“坊”字，古时候与“防”相通。这句话用我的语气来说是这样的：
什么是礼？对人的性情加以节制，从而对民间作出防范性的示范。
说得有点绕。一切还是要回到孔子。在孔子看来，为什么要礼？为什么要敬？为什么要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和。君子之责，无非是求人和、世和、心和。他用简洁的六个字来概括：
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
那也就形成了一个逻辑程序：行为上的“敬”、“让”，构成个人之“礼”，然后达成人间之“和”。
揭示了结论，我还要作一个重要补充：君子有了礼，才会有风度，才会有魅力，才会美。正是谦恭辞让之礼，使君子神采无限。这是中华民族理想人格的最佳标识，也是东方人文美学的最佳归结。
现代很多人在这一点上误会了，以为人格魅力在于寸步不让，在于锐目紧逼，在于气势凌人。其实，正好相反。
为此，我很赞赏荀子把“礼”和“美”连在一起的做法。他在《礼论》里为“礼”下了一个定义，说是“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这个定义告诉我们，在设计“礼”的时候，不管是个人之礼还是集体礼仪，都必须文，必须美。
再谦恭，再辞让，如果以拉拉扯扯、推推搡搡、大呼小叫、卑躬屈膝、装腔作势的方式呈现出来，那也不是我们所要的礼。君子之礼，与美同在。
这四个字，出自孔子之口，见之于《论语·为政》。
意思很简洁：君子不是器具。
当然不是。但为什么还要特别拿出来强调呢？因为世间之人，常常成为器具。一旦成为器具，孔子就要把他们开除出君子队伍。
这个命题有点艰深，但在刚刚说过礼仪之后，可以借着那个话题找到一个比较通俗的入口。礼仪虽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人们成了礼仪的器具，只知像器具一样做出刻板的体态和手势，只知重复着完全一样的话语和笑容，那么，这就成了“器具之礼”，而不是君子之礼。因为，君子不器。
礼仪只是一例，由人变器的事情，到处可以看到。
我们应该见过不少这样的教师，年年月月用完全一样的语句和口气复述着同一本陈旧的教科书。虽然毅力可以称道，但未免太“器”了，因为他们让多彩的生命变成了复制之器。
我们应该见过更多刻板的官员，他们在会议上重复着上司的文书，在办公时扮演着自己的官职，连下班回到家里还不把架子放下来。那也“器”了，把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僵化成了官僚体系中的一个构件。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认为人世间最重要的是“这一个”，亦即独立生命的自我把持，因为人的生命不可重复。法国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认为生命的真实在于冲动和绵延，而机器化的行为只是喜剧嘲笑的对象。他们的种种理论，都与两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哲学“君子不器”遥相呼应。
黑格尔和柏格森是在目睹欧洲工业化、机器化所产生的弊病后作出论述的，而中国古代提出“君子不器”却没有这种背景，因此更为难能可贵，更像圣哲天语。
中国古代文字的优点是凝练，缺点是多义。例如这个“器”字，概括了多少现象，却也可能歧义丛生。器具、器物、器皿，等等，表明了它的物化方向，但如果是器识、器宇、器质呢？显然又从物化转向了生命。老子所说的“大器晚成”，比喻大材须精雕，伟人须等待。也就是说，老子所说的“器”是一个可以慢慢增长和优化的活体。既然是活体，就与孔子所防范的非活体“器”，有方向上的差异。孔子所不喜欢的“器”，永远成不了老子所说的“器”。因此，他们两位其实都在倡导活体。
“君子不器”，在当代思维中又可引申为“抵抗人的异化”、“防止全面工具化”等等。人，总是要找回自己。即便什么时候机器人大幅度地替代了真人的工作，对人的坚守还会持续。
机器人再精巧，也不能成为君子。这是中国文化在人格意义上的最终节操，可能会坚守到最后。
这把事情说远了。如果放到日常生活中，“君子不器”的教言主要会给我们两方面的帮助：
第一，尽量不要成为器物的奴隶。管子所说的“君子使物，不为物使”（《管子·内业》），说明了君子对于器物的主动性。环视四周，现在有很多人过度追求器物之盛，其实早已远远超过生命的实际需要，这就使自己成了器物的奴隶。他们成天收藏、拼比着奢侈器物，琳琅满目，乍看是生命的扩充，其实是生命的奴化。而且，奴化了的生命还要伺候那么多冷若冰霜的“主人”。须知，哪怕是积器如山，堆物成城，也比不过你简囊远行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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