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将在国际会议上宣读，这个国际会议仿佛应该在美国开，他就必须到美国去了。尽管他只是掩人耳目地到了兰州几天，但既然说是去了美国，总要让论文得个奖吧。既然得奖干脆就得个金奖，好在祖母临死时留下了一个小金片。这终究有很多的漏洞，于是又不得不赶紧伪造一些中国教授联名推荐他的书信。推荐的目标当然高一点好，于是便扯到了“德国的”诺贝尔奖……
我在读这个事件的报道时，居然也一步步为这位当事人着急，而且越到后来越着急，生怕他出现漏洞。这种情景，就像早年看电影《豺狼的日子》。电影里，一个秘密军成员试图谋杀戴高乐将军，我们当然不会赞成这种谋杀。但是，随着电影情节的展开，故事情景的逼近，我们的立场渐渐产生挪移，最后竟为杀手担惊受怕，替他捏一把汗，直到他最后在关键时刻被捕，还在心中惋惜不迭。这种过程，其实是被电影艺术家“蛊惑”之后的“中邪”，完全进入了对方的行为逻辑，只得步步向前走。
如果这位技工最早的吹嘘一开始就受到怀疑，受到询问，那么，后来什么事也不会有。但是，他受到的是人们大喜过望的称赞。需要，而且是迫切的社会需要，集中成一种热切的眼光和信任，把他包围起来了。
领导的接见、记者的采访、报纸的传扬，已经使他有口难辩。他或许也曾低声解释，周围的人全认为这是成功者的谦虚。“什么，他居然说自己什么也不是？”记者们深深地感动了，称赞他是“大音希声”。
问题还不仅仅是领导和记者。他的家人，含辛茹苦地盼望了他那么多年，此刻终于有了一点宽慰的笑脸。他的同学，都不太成功，现在都在为有他这么一个同窗而高兴……他用一句假话点燃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需要，烈火已燃遍四周，他已无力扑灭了。
剩下能做的事情，是一条黑道走到底。明知总会揭穿，且让这种事情发生得晚一点。这是一个怯弱者的选择，而不是像报道所写的那样，属于“胆大妄为”。
他凭着极有限的知识，想象着一个科技成功者可能遇到的事情，然后笨拙地一一效仿。一效仿就出现了漏洞，他只得立即想出新的谎言去堵漏。新谎言的漏洞更大，于是再去编造更新的谎言……这简直是一种没有丝毫喘息机会的苦役，就像驮着越来越重的石块，在攀援峭壁悬崖。
这里出现了一个谎言的膨胀公式：谎言只能在滚动中完成自己的“圆满”。但是越滚动，它的着力面就越大，体积膨胀也越快，膨胀了的体积需要有更大的体积来覆盖表面。因此，必然以几何级数疯狂扩张。这一切，就像是在滚雪球。
特定的社会需要，是谎言滚动的“势”，是扩充体积的积雪，是顺坡下溜的速度。
我仔细地分析了这个事件的始末，发现谎言构建起来之后，这个人没有乘机做什么坏事，谋什么财物。相反，倒是为补漏，花费了不少冤枉钱。他的经济情况，一直很差。直到谎言被揭穿，他仍然生活在贫寒之中。
揭穿之后很多报刊抨击他，嘲笑他，但我认为这些报刊不应如此轻松。当年一有风声就把他推上危险高坡的，还不是报刊？报刊对他，应有巨大的亏欠。
我想，天底下最劳累的事情之一，就是编造谎言、补圆谎言。因此谎言揭穿，对他们是一种解脱。从报道看，江西这位当事人终于败露的时候，他正在外地，当地领导紧急传唤他回来。
在一间会议室，他刚进门，领导就问了一句：“你到过美国吗？”他连停顿也没有，立即急不可待地说：“假的，我全是假的！”然后和盘托出。
他深深地吐了一口气，全身放松地坐了一会儿，终于慢慢地站立起来。
我猜，他当时心中想的一定是：好了，这次可怕的“热处理”，总算完工了。
街道已经不是昨日的模样，他摇摇晃晃，回家了。
看得出来，我对这一事件的关注重点，不在那个技工，而在一个谎言的膨胀过程。膨胀过程隐含着几重普遍逻辑，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出现。
可以说，每一个伪君子都经历过类似滚雪球的过程。雪球越滚越大，开始是他们在玩雪球，后来是雪球在玩他们。当他们卑微的身影再也控制不住那一个个庞大无比的雪球，当滚动的山势和坡度完全无法改变，他们也就被雪球碾扁了。或者说得诗意一点，他们一一变成了雪人，与雪球混成一体。一眼望去，再也见不到一个活生生的人，只剩得一片惨白，天寒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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