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同属于“德”，但是“仁”、“义”的色彩不太一样。一般说来，仁是软性之德，义是硬性之德。
孔子对“仁”的定义是“仁者爱人”。于是，以后人们说到“仁”，总是包含着爱。例如《盐铁论》所说“仁者，爱之效也”，《淮南子》所说“仁莫大于爱人”，等等。
至于“义”，孔子则斩钉截铁地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那么，什么是义？大致是指由德出发的朗朗正道。相比之下，“仁”显温和，“义”显强劲，正如《扬子法言·君子》所说：
君子于仁也柔，于义也刚。
《扬子法言·君子》十二
一柔一刚，合成道德，然后合成君子。
这也就是说，君子怀德，半是怀柔，半是怀刚，面对着广泛不一的对象。如此广德，便是大德。
只有大德，才能巍然屹立，与更广泛的小人行径构成系统性的对比。
对于这个问题，唐朝的魏徵作了简明的概括，他在《十渐不克终疏》中说：
君子之怀，蹈仁义而弘大德；小人之性，好谗佞以为身谋。
这种划分，早在屈原的作品中就已经出现，而到了唐代这么一个诸般生命力一起勃发的时代，对文化品性的重新裁划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因此，屈原的个人评判变成了一种社会共识。例如，“好谗佞”这三个字，显然已经成为中国文化法典中的大恶条款。把这三个字翻译成现代话，句子会长一点，就是“习惯于用谣言毁人，热衷于以媚态奉迎”。这种人，当然应该判定为缺德的小人。
与之相反，君子的本质也在对比中展现得更明确了：“蹈仁义而弘大德。”
在说了“君子怀德”之后，立即跟上“君子之德风”，有一种紧密的逻辑理由。尽管，这几个字对当代读者来说已经比较陌生。
来源，是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一段话：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可以这样翻译：
君子的道德像风，民众的道德像草。风吹向草，草就随风倾伏。
这一论述，指出了君子的德行必须像风一样影响大众。孔子在这里所说的“小人”，仍然是指社会地位上的小民。因为有了他的这个说法，小民也经常被称作“草民”。
把民众比之为草，并非贬损。草，这种依附大地的广泛存在，一旦生根就难于挪移，一切动静、荣枯，只能依凭外在力量。风，就是让草进入动态的外在力量。但是，风来自何方，却是一个问题。
孔子主张，左右民众动态的风，应该是道德之风、君子之风。
这个观点又引申出了另一番意义：凡是道德，便应成风；凡是君子，便应成风。
社会上，不管是风尚、风气、风范，还是风潮、风俗、风情，这些“风”的起点，都应该包含“君子之德”。
这一来，既涉及了社会走向，又涉及了君子职责。
在社会走向上，儒家反对放任。孔子所说“小人怀土”，正是指出了普通民众的草根性、狭隘性、黯昧性、占据性。对他们，君子必须把自己高贵的生命能量变成风气，进行传播和梳理。
一个君子，如果自认为具有仁义大德，却默而不语，不作传播，那么，他对社会的仁义何在？对民众的大德何在？仁义大德是一种有对象的“他向行为”，关及的对象越多，就越有价值。所以荀子说：“仁者好告示人。”（《荀子·荣辱第四》）在儒家看来，不“告示人”的仁德，就不是真正的仁德。
儒家的这一思想，如果用现代话语来表达，那就是：崇尚精英主义，否定民粹主义；主张道德传扬，反对君子自闭。
遗憾的是，历代总有不少官僚玩弄“民瘼”、“民情”、“乡愿”等概念，利用民众的草根性、狭隘性、黯昧性、占据性来讨好、取悦、委顺、放纵民众，以赚取“官声”。儒家要求用道德之风来吹拂草，这些人却借草扬风，结果只能沙尘满天，使得一个个君子埋在草丛之中灰头土脸。
这一来，连很多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君子，也已经很难相信道德之风的生命力了。
是啊，在那么多上上下下的干扰中，君子的道德之风还能吹得远吗？
对于这个问题，《尚书》的回答气象非凡：
惟德动天，无远弗届。
《尚书·虞夏书》
《尚书》认为，道德本是天意，不必寻找它能够传播开去的具体原因。只须立德，便能动天，一旦动天，天下尽归。
这一古老的话语，乍一听带有开天辟地时代不容争议的霸气，却能让我们联想到德国十八世纪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关于道德是“第一命令”、是“天律”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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