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种两代缘呢。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用功看课外书，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建立民国。不料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后，他不但被出了局、抓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写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我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到的这一部，却是没切角的，所以我会惊讶。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我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老同志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找到我，要我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在绿岛（火烧岛）一关十多年。他出狱后找我帮他平反，我感于曹昭苏的不平遭遇，对他也有所协助。我一生中为他们父子两代讲公道话，这不是更奇怪的两代缘吗？
我在一中不但有这种缘，还有书缘。法国作家赫克托·马洛（Hector Malot）的名作《苦儿流浪记》（Sans Famille，有章衣萍等译本，儿童版；又有徐蔚南译本，世界版，名《孤零少年》）、《苦女奋斗记》（Adven，tures of Perine，有赵馀勋译本，少年版）、《海国男儿》（Romoin Kolbpis，有适夷译本，建文版）等，都在中国风行。我1947年在北京念小学时，就是这些书的读者，其中最喜欢的，就是《海国男儿》。到一中后，在台中一家租书店再见这本书，后来弄到钱去“买下”，却不知去向；十多年后，1966年8月31日，我在台北牯岭街书摊又见到它，乃立刻买下，并在1988年把它重版。我在序里说：“四十年来，在北京得读《海国男儿》，使我如梦如幻；在台湾发现《海国男儿》，使我如见故人；在四十年发重印《海国男儿》，使我如愿以偿。人生的快乐之一是重温旧梦却不破坏它，当我自己‘漂泊东南天际间’，也变成了海国男儿，我更能欣于所遇于彼岸了。”
除了我自己的藏书之外，台中一台图书馆是我遍读群书的大书仓。但以我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我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除了看《武昌革命真史》等书外，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我还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在这十八天中，我几乎每天都跑到这个图书馆，坐在长板凳上，埋头做我的“学术研究”。那时候，我刚念完高一年级，十七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这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三十年后，我发表这些早年的成绩，证明给大家看：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三十年前十七岁时候，就已达到什么水准了。我当年的功力和用功，和我三十年后的功力和成绩，显然有着因果的连贯。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的一天，坐在我对面的，有一个女孩子，清秀可人，是台中女中的高中生。我生平最喜欢清秀的女人，这女生不但清秀，并且一片纯洁圣洁，令人心灵为之净化，我只见过她一次，但我为她三十天内，不再手淫，以表示我的净化。但丁（Dante）在九岁时见过小他一岁的贝特阿丽切（Beatrice）一面，十八岁时又见到一面，此后未再见面。贝特阿丽切二十四岁死后，他为她写出不朽名著，因为他一直单方面的精神恋爱，把贝特阿丽切当成上帝派来拯救他灵魂的天使。我当然没有但丁那样神经，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相逢永不相识的高中女生，竟使我唯灵了一个月，这是我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纪录。
我在1953年间，写了一大堆诗，其中一首是《多情总难免》：
多情总难免，恋爱我岂敢，
心地要纯洁，爱情要遥远。
这可说是我思想上“惨绿少年”时代的爱情观。那种爱情观基本上是自抑的，所以不无多愁善感的一面，我有《遐想》四首：
秋水何茫茫，明月何皎皎，
“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遐想》之一）
歪思令我老，惆怅弱此身，
深情将无我，不再动冰心。（《遐想》之二）
独坐对秋水，不敢念伊人，
岁月催我老，落魄一流民。（《遐想》之三）
独坐对秋水，怆然怀古今，
岁月催我老，灰尽少年心。（《遐想》之四）
当时我对高中女生“罗”暗恋，故有罗裙芳草之喻，这种自抑，我终于打破了。我开始写信给“罗”，当她第一封回信寄来的时候，我也不“不再动冰心”了。
虽然在爱情上“惨绿”，在人生大方向上却“殷红”得很，阳刚之气，已开我日后的先河，有诗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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