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软禁时代，我跟小蕾不但去了日月潭，还最后去了一次荣星花园。这个花园，后来与我还有一段故事。荣星花园的继承权，本落在辜家老六即辜伟甫手中，辜伟甫比他哥哥辜振甫、弟弟辜宽敏上路得多，他感于他汉奸爸爸辜显荣一生受益于乡梓，亟思有以回馈社会，以代父亲报德，故在所属事业中，力谋发展与公益有关部分。不幸时运不济，且以不善理财，最后形成“地阔钱穷”（Land rich，cash poor）局面，对外负债达二亿三千万元，其中尤以鹿港乡亲居多。但因全部财产足以偿债而有余，故亦不改素志。不料1982年间，他的健康急速恶化，乃预立遗嘱，内容业经辜振甫签字同意在案。不期辜伟甫尸骨一寒，辜振甫就以人所难知的原因，不守承诺。债权人中，鹿港乡亲两百多人债额一亿八千万元，辜振甫先则拖延不予解决，继则宣称他弟弟的遗产不足偿债。债权人走投无路，乃由在辜伟甫事业中服务二十年的一位义人林永智出面，投诉于李敖。我建议的妙计是：由辜伟甫的生前总管周永嘉拟将其拥有的“荣星公司”百分之五的股权出让给李敖，以借用李敖的力量对抗辜振甫。这个妙计在稍后几天的一次会议中，向辜振甫提出，当辜振甫得知可恶的李敖即将介入时，“脸色苍白，呆若木鸡”，最后说了一句话：“假如周永嘉如此做的话，六爷（辜伟甫）的债务事，我从此不管了。”但在场的辜宽敏察言观色，立刻演白脸，向其五兄辜振甫表示不得不管，说让他再次地处理处理看。于是，受各阶层尊重的蔡金涂（人称“阿城哥”）登场了，辜宽敏请来蔡金涂向周永嘉疏通，最后同意将辜伟甫之债务全部解决。事后，“阿城哥”拉着周永嘉问说：“这个什么李敖，到底是谁啊！好像‘老五’（辜振甫）很怕他似的。”周永嘉答说：“李敖嘛！只是个‘后生小子’，会写一点文章，但很会骂人。”事后，林永智以金钱相谢，我退回了。1986年4月14日我回信说：“虽然你的‘感谢李大哥’的好意，我一律心领，但钱绝对不能收。《战国策》记鲁仲连的话，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我这次为辜家被害人给辜振甫压力、逼辜振甫还债，纯为‘排患、释难、解纷乱’，不涉其他。虽然送钱是你‘出自诚意的略表谢意’，但我纵‘受之无愧’，也要把钱退给你，并多谢你的好意。”“我总觉得，债务的付诸解决，你老弟锲而不舍地奔走，积功最多，辜伟甫能有你这样一位青年朋友为他料理后事以全令名，真是他的幸运。我觉得辜家债权人全体应该感谢的是你，虽然他们如今惊魂甫定，来不及感谢任何功臣了。”整个的摆平辜振甫事件，使我对义人林永智十分佩服，他具有最好的台湾人的美德传统，这样好的台湾人，我在外省人身上都看不到。
荣星花园盛时，是台北市最漂亮的一座花园，我和可爱的小情人小蕾徜徉于斯，对它一直有深情的怀念。也在那里认识了辜伟甫。没想到物非人非以后，我差点做了它百分之五的股东，经辜振甫力事抢救，方免李狼入室。我高兴我有那么大的威信去唱“空城计”，最后智胜了他。当然辜振甫心中绝不承认。他在信义社区自建大舞台，登台自演诸葛亮，他是当亮不让的，不让也没关系，做司马懿又怎样？最后的胜利又属谁呢？
在被软禁时代，我的报复，不止于“捉迷藏”，还有更狠的。1970年9月3日雷震坐牢十年期满出狱，我得知国民党新闻局调虎离山，届时请外国记者们去中部旅游，暗中放出雷震，我乃约来《纽约时报》兼《时代·生活杂志》的特派员夏皮罗（Donald H.Shapiro）和美联社的特派员普拉特（Leonard Pratt），一大早跑到新店安坑监狱，在我个人被国特“护驾”中，接雷震出狱，使国民党伪政府无法封锁这一消息。后来雷震在日记和回忆里也盛道此事。又如我被跟监快一年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奥森柏格（Michel Oksenberg）教授请我在中泰宾馆吃饭，看到我被国特“护驾”而来，极其反感。跟我密谈甚久后，他后来与卡特搭上线。卡特当总统时中国政策全部信任他，遂有提早承认中共之举。——老K使我受明害，我使老K受暗伤，山人自有道理，山人自有山人的反老K方式。你在台湾困扰我，我在海外困扰你。大家走着瞧吧！一些人不明白我的方式，他们以为我是“思想巨人，行动侏儒”，殊不知我其实是个黑天鹅，优游在水面上，表面悠闲，下面却划个不停呢！我被捕后，警备总部的办案人员就说李敖阴险、说李敖足智多谋：“他把你卖掉，带你去数钱，你都不知道呢！”——真的李敖，正如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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