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黄中国写状子后两个多月（1972年10月27日），我在牢里翻到约翰·多恩（John Donne）的诗，（No man is an island，in 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eace of the Continent，a part of the maine； if a clod bee washed away by the sea，Europe is the lesse，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译之如下：
没有人能自全，
没有人是孤岛，
每人都是大陆的一片，
要为本土应卯。
那便是一块土地，
那便是一方海角，
那便是一座庄园，
不论是你的、还是朋友的，
一旦海水冲走，
欧洲就要变小。
任何人的死亡，
都是我的减少，
作为人类的一员，
我与生灵共老。
丧钟在为谁敲，
我本茫然不晓，
不为幽明永隔，
它正为你哀悼。
黄中国看到了，似有所悟，他要求让他抄一份，我同意了，于是他趴在木板上，很吃力地抄了一份。这时复判迟迟不下来，他心中忐忑，自然是人之常情。他一再问我什么时候可以下来，我说大概就在这几天吧。我当时已知道军法处的习惯：他们要枪毙人，复判的决定，是拖至临刑前一两小时才通知的，通知的时候，已经把人犯五花大绑了。所以，黄中国得知死刑判决确定之日，也就是押赴刑场枪毙之时，他是不可能事先得知的。可是，这一真相，我是不愿透露给他的。
由于我对国民党的习性颇有研究，我预感黄中国的案子，虽然经我细心写状，也是无济于事的。黄中国的处境，是凶多吉少了。果然，不出我所料，1972年11月1日的清早5点钟，十一房的房门突然间被打开，七八个禁子牢头冲进来抓住他，用布条缠住他的嘴巴，把他架出房门。黄中国的声音，在布条缠嘴的时候，立刻就由哀号转变成另一种嘶裂，我一生中，从没听到人类能够发出那种声音。我坐在那里，披上小棉袄，目击全部快速动作的完成与离去，神色夷然。远远的，又一两声黄中国的惨叫，在冬夜中，声音凄厉可闻。他显然是被拖到安坑刑场去了。
先前黄中国家人送来一堆水果，李国龙说黄中国小气，不肯分给大家吃，我说谁吃这些水果，还不知道呢！黄中国被拖出去后，这些水果，胡炎汉、崔积泽是忌讳的，我和李国龙分吃了，真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本来该在黄中国肚里的，却装进我们肚里了。
当天晚上，大家谈起清早的事，胡炎汉说：“在那样可怕的情形下，你李敖可以冷静地做一个旁观者，还不忘记照顾热水瓶，你可真狠！”我说：“希腊左巴在亲近的人死去时候，他提起亲近的人心爱的鹦鹉，走出去了，死者已矣，救活的更重要。并且，在观察人间万象的时候，你必须冷静，有一天，我会为黄中国做更多的事。”
十二年后，1983年6月9日，我花了十个小时，写了一篇《我最难忘的一个“匪谍”》，细述黄中国的哀史，作为国民党统治下千万血泪的一页。黄中国是中国农民，他在乱世里，莫名其妙地卷入政治旋涡，阴错阳差地客死异乡刑场。他无识无知，但其遇也哀，一如鲁迅笔下的阿Q。黄中国的悲剧是他纯属小人物，人微望轻，以致被当成“匪谍”给“缴”掉。他死后，李国龙问我：“难道军法官不知道黄中国根本不是匪谍？”我说：“怎么不知道！当然知道。只是国民党要表现捉拿‘匪谍’的成绩，不枪毙一些人，就会被上面打官腔。在这种邀功缴卷的要求下，每年就只好弄出些假‘匪谍’来充数。上面要‘缴匪谍’，谁管那么多！”于是，需谍孔殷下，黄中国备位牺牲，伏尸法场矣！
黄中国被枪毙后，我译的那首约翰·多恩的诗，对我更有苍茫的意味，我就妥为“处理”，终于使它偷渡成功，随我一起出狱。后来被胡茵梦看到了，胡茵梦抄袭了它，放在她的《死在阿富汗》一文里，又收进她的《茵梦湖》一书里。这是一首我非常喜欢的英文诗，此诗当年被海明威看中，把其中For Whom The Bell Tolls 一句用作书名，就是中译的《丧钟为谁而鸣》。海明威把这首诗的全文印在扉页，可是所有的中译本都没翻译它，跳过去了，所以这首诗也就从来没有中译，这是很遗憾的。中国人中，没人有功力能翻译这首诗并且押出韵来，只有李敖优为之，大师就是大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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