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还想斗胆提出一个问题：怎么样才算是正确地与全面地理解了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了呢？窃以为，列宁关于“灌输”的论述是宏观性的，是针对那种认为工人阶级可以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的工团主义的。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我们常说的所谓“灌”的教育方法，单向地、念念有词地把自己当作话源、话的主体而把受教育者视做话的接受器、话的客体，还会总是有效吗？如果只管这样“灌”下去，我们又怎么样理解毛泽东主席在古田会议上提出的教育上不要搞“注入式”而要搞“启发式”的命题呢？
余才疏学浅。我十分希望有学长、学友能把古今中外的关于话的力量与不争论的故事拿出来让人们见识见识。
前不久，在美国遇到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谈了国内的一些改革开放的成绩和麻烦，流露了她对国事的关心与利国利民的心愿之后，她问我：“你说，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我脱口而出的回答是：“做好你自己的事。”
就是说，如果您现在在国外访问，希望您的讲学活动与学术交流活动成功，希望您用最大的努力去吸收各种有用的新知识，同时也尽您的力量促进外国人了解中国，等回国以后，继续为促进我国的学术事业的繁荣与中外学术交流而努力。
如果您在国内是打篮球的，我希望您把球打得更好。如果您是拉提琴的呢？我希望您拉得更好更好，最好和帕格尼尼一样好或者更好。
而我是个作家，我理应把自己的努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为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作品上面。
做好您自己的事也包括私事。我祝愿每个人都能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身体健康、家庭和睦、邻里平安。齐家并非就能治国，但齐家起码有利于治国而不是相反。
很简单，一个社会是一个分工合作的大集体，没有合作就没有社会，没有分工也没有社会。除了战争时期、非常时期，如果希望安定与发展，就必须尊重社会的分工，起码是多数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业，而不能动不动搞全民总动员。如果把对社会的总体关心与做好自己的事割裂开来，就会出现一大批夸夸其谈、大言欺世、眼高手低、清谈误国的野心者与狗皮膏药人才、口力劳动英雄来。
我们过去常常有意无意地只讲大事情、整体的事情和万众一心对个体的决定作用，而从来不讲小事情、个体的事情、各人做好各人的事情对整体、对大事情的不容忽视的作用。这就造成了一窝蜂、赶浪头，用政治空谈取代发展的硬道理之类的情况。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人人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的结果不是人人做好自己的事而是搞得全国内战、经济崩溃、百业俱废，那么“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只能是一场灾难。
其实以放弃各安其业为代价，大家共同关心一件大事，只能也只应该出现在国家的非常时期。例如发生了战争、瘟疫、全面地震、政变乃至狭义的——即夺取政权的——革命……
我们也常常宣扬一种以见义勇为、“多管闲事”为特点的模范事迹。例如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帮助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村老大娘寻找儿子，等等，这当然好，当然很好。但是这里同样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每个人应该首先做好自己的事。
一个公共汽车售票员应该首先尽职尽责地把票卖好，把站名报好，把车内秩序疏导好，对乘客态度好。
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当然不对，专管他人瓦上霜，不问自己门前雪也很矫情可疑。应该是先扫、必扫自己门前雪，然后尽量关心他人的瓦上霜——这样似乎比较合乎逻辑。
在一个连起码的敬业精神都有待于进一步培养的国家里，离开了做好自己的事，离开了实干兴邦的提倡，只谈救国救民、以天下为己任、以世界革命为目标、以专门利人为榜样，等等——总是让人觉得未免替自己也替人家难为情。
一直以为善恶报应是小儿科的幻想、自慰或说教，而好人没有好报是一切煽情通俗悲剧的故事核心，是三流作家赚取读者（或观众）眼泪的主要手段——同样的小儿科。
一直以为几种排列组合都是可能的：好人好报，好人恶报，恶人好报，恶人恶报，好人无报，恶人无报……
最近与友人闲谈。他忽然说起，当年一些整他的人、心术阴险的人、不择手段地拼命钻营的人——公认的恶人大多没有好下场，大多现在已经“身与名俱灭”了。我一想，也差不多如此。我熟知的几个对别人动不动下毒手的人，有的早已自杀了，有的得了恶症，有的出了灾祸。当然不是百分之百，但是“报应率”已达百分之六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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