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脑写，通俗地说是把小说当作一门手艺活来做。1944年，博尔赫斯通过给一本小说集命名的方式宣称：小说是手工艺品。这让不少小说家们心惊胆战，一时间遭到各路豪杰的无情抨击。是啊，感天动地的小说——心灵艺术——怎么可能是手工艺品呢？事实上，我敢肯定，博尔赫斯自己也不会这么认为的，他所以这么说只是一种态度，是对小说家们日渐疏离技艺的一种质疑，一种不满，一种嘲笑，一种呼唤。说到底，把小说说成手工艺品，是对小说的一种退到底线的说法，是对小说家注定应该遵守的纪律的强调。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小说已经变得越来越平庸、弱智，缺乏教养，我们很在乎写作速度，却不在乎笔下人物的长相、口音、身份，更不要说人事变迁的逻辑道德和心理坐标了。我记得李敬泽曾讽刺我们小说家都是地铁司机，只管一路狂奔，把人拉到目的地了事。他认为小说家应该是三轮车夫，一路骑来，丁当作响，吆五喝六，客主迎风而坐，左右四顾，风土人情，世态俗相，可见可闻，可感可知。我用脑写，就是想当一个三轮车夫，把各条路线和客主的需求研究透，然后尽可能以一种服人的实证精神，给客主留下一段真实的记忆。把假的说成真的，这是我们小说家的基本功，也是我们想让小说可能承载其他意涵的物质基础。如果这个“基础”是假的、破的，你往里面装最救命的东西最终都是要漏掉了，更何况今天的看客似乎并不需要救赎，起码是不愿意被蛮横地救赎。我认为，我们不少小说对读者的态度是有些粗暴和蛮横的。
最后，我还是要说，这个世界是神秘的——因为喧嚣和混乱而变得更加神秘，我什么也不知道，虽然说了这么多。
谢谢大家！
2008年4月13日
谈酷刑，也谈人生
有报道说，我看完电影《风声》后哭了，哈，搞得我跟娘们似的。哭是有声的，有动作的，双手捂脸，捶胸跺脚，啼啼嘀嘀，带着激烈或隐秘的诉求。哭是宣泄，是痛在心间，爱在人间。一个真正失去爱的人是不会哭的，一个真正拥有了大爱的人也是不会哭的。
我已经多年没有哭过了，因为得到的太多，也失去得太多；每一次得和失都是日常情感的流失。我在谨诚企盼“无疆（空洞无物）大爱”的途中，丢失了诸多“可以触摸的小爱”。我不得不承认，在关于“爱”的征途上，我成了自己的异己者、叛徒、牺牲品；我像个小丑，双脚离地，却并没有随风而去，飞翔起来。于是乎，哭成了我日常的稀有品，当我有哭的诉求时，我不知诉求的对象在哪里。于是乎，有泪顶多也是悄悄地流，对着黑暗，对着天空，对着远方，对着无言的稿纸……说我因为看电影《风声》，哭了，那真是对我莫大的抬举和讽刺。
不过，电影中有一场戏确实是让我流泪了。这场戏是用特殊的银针扎张涵予的痛穴，试图击垮他的意志，我在审片时看，这场戏长达三分钟，行刑者手上的银针换了又换，扎针的穴位移了又移，每一次更变，针都变得更长、更粗，穴位扎得更深、更猛。当青筋暴凸的张涵予在咬断牙关的沉默中,终于忍不住大吼一声,喷出一口鲜血时,我确实流泪了。因为我突然联想到：人生在世，何尝不就是这样一个受刑、挨罚的过程？生活中虽然没有老虎凳，没有试痛针，但由于我们内心孤独、脆弱、敏感，一句辱骂，一次失恋，一次离别，一次散财……都可能变成恐怖的老虎凳、试痛针，叫我们无尽地承受。
我写《风声》小说，从故事层面上说设计的就是一个惊险的逃逸魔术，但从意义上说，我想通过“密室和囚禁之困”考量一个人的智力到底有多深，丈量一个人信念的力量到底有多大。我希望在一种惊心动魄的心智较量中，为人性那无法度量的边界下一个“我”的注脚。电影巧妙地改编了我故事的壳，但忠诚地包留了里面的核，罗列了种种刑具，展现了种种刑法，以探究人心之深厚，人性之复杂，人世之恐惧。
人生多险，生命多难，我们要让自己变得强大、坚韧、有力，坦然、平安、宁静地度过一生，也许惟一的办法就是把自己“交出去”，交给一个“信仰”——它可以是一个具体的人或组织，也可能是一个虚无的人或组织，让这个你终身信仰的“人或组织”陪伴你，与你同呼吸，心连心，让你变得坚强，变得宽广，敢于去承担，去挑战，去赢得。如果你幸运，这个人就在你身边，他（她）的名字就叫“你的爱人”。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是幸运的，都能成功地把自己交给身边的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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