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声》是个“密室”故事，这种故事有个潜规则，就是不能让人物随便离场，也不能突然增加人物。让人物提前离场，或者临时增加人物，都是降低了故事难度。难度是建立在“纪律”之上的，现在电影的纪律比较松。比如，五个人中谁才是共产党是个大悬念，但电影在中途一下死了两个，剩下的三个人，两个是共产党，另外一个（李宁玉）也是共产党的女朋友，这种剧情安排过于戏剧化，缺乏真实性。再比如，最后张涵予在医院通过唱戏把情报传递出去，这个细节无疑是个败笔。首先，一首曲子的曲调是固定的，要让它成为某份内容固定的电报，这种暗合的可能性极小。当然理论上也可以通过改变唱腔来暗合电报，那么就要求听者是个音乐家，你每一个变调她都能准确辨别，而这种可能性又是极小的。其次，也是更致命的是，突然增加了一个护士——如果可以这样临时加人，观众会在N个地方想出N个方案来消解你的故事。还有，摩尔斯电码应该是一种很专业的技术，小说中只有李宁玉一个是专家，电影中张涵予、周迅、李宁玉，包括最后出场的小护士都成了行家，这种情节安排也不大符合常理，牵强了。我看了剧本后，曾向陈国富表达了我的专业知识和质疑，但并没有受到重视。
陈国富是电影《风声》的元帅人物，既是编剧，又是导演之一（另一位导演为高群书）。他很努力，做事也很踏实，很职业，但局限的才情难以支撑他横空出世。作为编剧，他讲故事的功夫次了些，作为导演，他与人交流的能力差了一些。我认为他在电影中最理想的位置是监制，我假想过，如果《风声》这部电影让冯小刚和陈国富的位置调个头，冯来当编剧兼导演，陈来做监制，它也许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留存下来，现在不过尔尔，一部成功的商业片而已。
当然，这个时代要求“商业第一”。
所以，虽然我对剧情设计上有些疑惑和遗憾，但我接受，因为“商业”已经把中国电影折腾得精疲力竭，能够在这方面取胜也是了不起的。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不论是创作主体还是受众，我们对这类作品的认同感、欣赏力、创造力都不能跟西方包括日本相比。我们写意的东西比较多，像这种讲究故事逻辑关系、注重智力推理的作品一向比较少，创作和欣赏水平都在成长中，你不能指望谁一步登天，也不能拿世界电影的高度来要求。我觉得，华谊这些年不断地推出新的商业电影类型，今天通过《风声》又推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电影类型，这对中国电影走向市场，包括以后走向世界，是很有意义的。
谈信念，也谈责任
记得2003年，我把小说《暗算》投给上海一家杂志社和沈阳一家出版社，都被退稿了。2002年，我的第一部小说《解密》命运更惨，退稿的电话和通知加起来有两位数。这些退稿的理由大同小异，主要是我把写作对象放在一群无名英雄身上，编辑们认为这与大众流行的阅读趣味背道而驰。
转眼间，时代好像变了风向。最近几年，反映英雄人生和品格的作品悄然走红，《亮剑》、《暗算》、《潜伏》、《士兵突击》、《我的兄弟叫顺溜》，等等，一大批主题昂扬、塑造英雄的战争剧、谍战剧引发了一次次收视狂潮。《风声》电影作为第一部国产谍战商业大片，一个国庆档期，狂揽一点五个亿的票房，足以说明受到了观众的追捧。《建国大业》更是神奇，像台印钞机。而在出版市场上，风景同样“这边独好”，都梁的《亮剑》我想应该早过了百万册了吧，我的《暗算》也有七十万之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想，可能跟我们最近几十年来文艺界一直盛行反英雄、反主流的创作有关。都知道，三十年前，我们的文艺创作始终都在搞假大空的东西，什么都是国家意志，崇高精神。八十年代后，改革开放给了我们一定反思和自由创作的空间，读者和作者有权力反感宏大叙事，反抗英雄叙事。于是，写作进入了个性化叙事的年代，反英雄，反文化，反主流，反崇高，反责任。如果说三十年前的创作是一个极端，那么现在其实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了，就是作家过分地窃窃私语，过分地痴情于生活的阴暗面，不要责任，不要理想，不要崇高，创作就是为了表达欲望，为了张扬个性，为了“否定”……人们一味地书写庸俗人生，竞相列举人生的种种黑暗、绝望、丑陋、丑恶、龌龊、阴暗。很长一段时期，你颂扬英雄，歌颂美德，成了无知和愚昧的把柄。这种一边倒的创作之风，伴随而起的是一种精神的彻底溃败，信念的完全缺失，创作被日益简化为欲望的旗帜、缩小为一己之私之恋，它的直接代价是把人格的光辉抹平，人性匍匐在地面上，失去了站立起来的精神脊梁，我们再也无力肯定一种健全、有信念、充满力量的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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