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衷心地感谢你们！
灾区的孩子们，你们别怕，有无数的叔叔阿姨与你们在一起！
拷问记
从地震第三日起，约我写稿的报刊，像私下沟通好的，电话、短信、邮件、留言、纷至沓来，一发不可止。到18日下午，举国默哀的公告发布后，形成高潮，几小时内至少有几十家报刊，诚恳向我索稿，理由充足：你是灾区作家。我一概拒之。其实，正因我身在灾区，我失去了发言的欲望。一方面，大量实时新闻、直播报道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旁观看到的、想到的多数已经被人充分乃至重复地说了，我说无非是再重复，意思不大；另一方面，我确凿想说的一点真切感受，悲痛中夹杂着巨大的愤恨，说来也不见得有帮助。大“敌”当前，我们需要团结，鼓劲，把愤怒藏起来，把恨转化成爱，把语言变成行动。我不顾“作秀”之嫌，像个“富豪作家”一样的高调地捐款，后来又与阿来、杨红樱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5·12灾后乡村学校重建行动”，四处募捐，正是因于我有些独特的所见和感受。我本不打算说出这种感受的，这中间既有个人的隐私之故，又有公理公心之因。但连日来这种相似的感受被一再放大、强调，如鲠在喉，有点不说不快的意味。那就一吐为快吧，我对自己说。
事实上，地震后第二天，我在银行取了款后（第一笔款），想捐又不知往哪里捐，开着车，漫无目的地在城里乱转一气，不知不觉中，车子已经开出城，上了三环路。要没有突然听到广播上报都江堰严重的灾情，我应该是在成温路口（成都到温江）出来，去温江乡下，那里有我临时设的避难所。其实之前我并不知道这次地震都江堰是重灾区，我以为都江堰离成都仅30公里，成都无大碍，想必那边也不会有大灾。但广播上告诉我，都江堰的灾情十分严重，死亡人数已达324人（是当时众灾区已知的死亡人数最多的地方）。我大为惊诧，连忙给我在都江堰的三位老友打电话。电话都不通，发短信，只有一人回信告知他平安，另外两人：黎民泰和W，连发多条短信，均无回音。适时，广播上具体说到都江堰XJ小学的一栋教学楼垮了，有200多人被埋在废墟中。这个消息让我震惊无比，因为我知道W就供职在那学校。没有思考，没有决定，我的车像认识路似的，一路往都江堰驰去。
这是灾后第二天，救灾工作尚未完全展开，去灾区的路还没有彻底被管制起来，高速路排起了长龙（也许是受了管制），但老成灌路、成青路都未见大的异常。我走的是老成灌路，虽然下着雨，路况不好，但还是能走，没有遇到交警阻拦（第二天私家车就不行了）。追究W是什么人，和我有什么特殊的关系，没意思，她如今长眠地下，我说什么都听不到了，但并不意味我可以乱说。她很年轻很漂亮，如果可能做她的男友，我会很荣幸的。但事实上，她只是我一个稍稍特殊的读者，我们在2003年相识，见过两次面，当时她还在成都某高校读书。毕业到那边工作后再没有见过面，只是偶尔会给我来个邮件和短信，连电话都没有通过。直到去年11月，她突然给我来了一个电话，我知道她结婚了，但生活似乎遇到了一些问题，所以想见见我。电话中，我听到她的抽泣声。当时我正在做新书《风声》的宣传，不在成都，只是简单地安慰了她，答应回成都再见面。后来她没有再来电话，我虽然偶尔也想去见见她，但终归没有成行。我惦记着她的生死，这可能就是原因：我没有践诺，而这本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现在她去了地下的远方，我永远失去了践诺的机会。与她的死相比，我因为失信而难过的心情似乎不值一提。但问题就在这里，她死了，我的愧疚将永远活着。
我今天要说的不是W的问题，这是个私人问题，我个人可以解决；即使解决不了，受拷问的只是我——我乐于接受拷问可以把它留着，不乐于接受拷问，也可以把它丢掉。我要说的是一个可能跟我们大家都有关的问题，当我赶到WJ小学时，开始居然有一种错觉，以为这里不是发生了地震，而是在拍电影。因为我看到只有一栋楼塌了，周围的建筑都骄傲地屹立着，仿佛塌的这栋楼不是地震塌的，而是被定向炸药爆破的。现在已经确认，这栋楼埋葬了240名师生，它就是WJ小学教学楼。提前一天，我们也许无从知道这栋楼的内部细节，现在坍塌成一堆废墟，墙体、预制板、横梁裸露在外，乱七八糟，却无法掩盖铁的事实。两名疯狂的家长对在场的记者高举着断裂的预制板，要记者看里面有什么，有没有钢筋？没有。我看到，里面什么也没有，连铁丝和竹条都没有。我马上想到，周围的楼房为什么不倒，秘密就是它们的水泥里面也许夹着钢筋，或者铁丝，或者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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