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我有了20万，我决定全部捐给灾区。我知道20万对灾区来说是微乎其微的，对我来说却是个很不小的数字，取了钱以后我也一度犹豫过，我需要给自己找到一个强大的理由。我甚至给好几个朋友打去电话，征求意见，一小半支持，一大半反对。反对者认为，我儿子还小，对这笔捐款他未必能懂其中的意义，我在数字上过于高调可能也容易引人非议。但我最后还是一意孤行，似乎没有太多的理由，只是一种心情。
也许是因为我太看重这笔钱吧，当时我有个想法，希望能知道这笔钱将来的去向和用途。单位负责捐款的人无法告诉我，让我自己跟红十字会联系。我跟他们联系，也许是太忙了，太累了，也许是捐款的人太多了，也许是我的要求过分了。总之，我得到的答复不但是否定的，而且是冷淡的。我觉得非常失落。我把钱扔在车上，开车回到了乡下。这天手机已经基本正常，我跟作协领导和几个在灾区有一定领导职务的朋友联系，目的就是想把款子捐出去，捐到一个有名有姓的地方。锦竹一位局长朋友提示我，可以灾后援建一所学校，只是我的钱要建一所学校似乎太少了。她建议我不妨私下找些朋友，再凑一些钱，等救灾工作告一段落后，她来帮我负责联系援建事宜。
我觉得她说得在理，便开始“募捐”了。
募捐记
我最先“募捐”的对象是阿来，电话打过去，说了想法，得到的反应居然是没反应，令我很诧异。事后我才知道，当时他的三妹在震中映秀镇失踪，尚未找到，他心烦意乱，四处奔波寻找，自然难有他心。是祖坟冒了青气的运气，阿来三妹绝处逢生，失踪后第三天，徒步从灾区走出来，虽然历尽惊吓和艰险，但终归是平安了。
5月16日，也就是阿来得知三妹无恙后的次日，我和他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邀，去北京搞义卖签售活动。因成都机场忙于转运救灾物资，客运很不正常，我们自己开车去重庆搭机，一路上我谈起“捐款记”和募捐的想法。谈着谈着，来了劲，我们想，能不能以灾区作家的名义发起一个倡议，邀集更多的人来做这件事。从成都到重庆的路上，我们俩轮流开车，分头给各自的朋友打电话，朋友们非常响应，令我们非常感动和激动。接下来，阿来与阿坝州教育局领导联系，我们提出，对我们募来的善款是要专款专用，还要接受我们的监督和管理。对方并无异议，便很顺利地达成了相关协议。虽然是口头的，但至少有了一定基础和保证。后来，我们还联系上四川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她捐款20万，并愿意加入我们行列，与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的发起人。这样更增加了我们做这件事的信心和力量。
开始，我们只是在私下募捐，主要在朋友和作家圈内进行，后来在新浪读书频道做客聊天时偶然谈到这件事，一下得到了好多人的支持和响应。就这样，我们的“心”也越来越大，专门写了倡议书，公布于众。从此，我们有幸强烈地感受到了一颗颗来自全国、全世界各地滚烫的心，一份份沉甸甸的血浓于水的真情爱意。灾难无情，人有情。作为灾区一员，这次灾难给我的震撼和感动是破天荒的，一方面是灾区噩耗频传，令人痛心疾首，一方面是身边赈灾的感人事迹层出不穷，令人豪情万丈。为什么我的眼里总是含着泪水？因为我深深地爱着这片土地。爱有时显得那么空洞、稀缺，但在今天，在汶川，在北川，在青川，在四川，在我们身边，在我们的倡议行动中，又是显得那么的多，那么的深，那么的具体实在。连日来，我们几乎时刻都能看到、体会到人心空前清澈、善良、美丽的美好图画。汶川把我们的心紧紧相连了！如果灾难注定有这样的效应，那么请允许我说：我获得了承受这种灾难的勇气。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一夜间，我们拥有了无数熟悉又陌生的朋友，有的致电，有的来信，有的汇款，我们的心一直处于不休的感动中。由于仓促，我们的倡议行动其实有诸多不尽人意处，但没有人怀疑我们，更没有人指责或嘲笑我们，有的都是伸手、握手、拥抱，直接、间接地加入到我们的行动中来。北京的脚印，上海的袁杰伟，广州的谢有顺等人，他们不但自己捐款，还直接参与到具体的工作中，牵头在各自的城市里为我们呼吁，组织身边的亲朋好友与我们一起高唱“同一首歌”。于是，余秋雨、黄育海、路金波、杨新岚、冯小虎、侯洪斌……等等，等等，举不胜举，都成了我们的朋友、战友，成了灾区无数孩子的知心人，他们亲爱的叔叔、阿姨。想象着，有一天，这些人的心意和愿望将变成一块块砖，一片片瓦，一本本课本，一支支钢笔，一棵棵小草，让今天还沉浸在悲痛中的孩子们重新绽放出一张张笑颜，在琅琅的读书中度过每一天，在知识的海洋中欢快畅游，游过废墟，游过悲伤，游过冬天，游向春天，游向蔚蓝的天空，我们就觉得再累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切实地做好它。我们相信，也请广大的你们相信，我们不会糟蹋每一分钱，我们要让每一分钱都闪光，都落到实处，都去努力抵抗今后可能有的地震、飓风、泥石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灾情。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灾难教会了我们如何去面对灾难，那就是用真心去凝聚真心，用真心去呼唤真爱，用真心去关爱需要我们关爱的人，用真心去创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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