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扶植了压迫、奴役、残暴，更可恨的是扶植了愚昧……一对曾经偷偷摸摸性交的男人和女人，如今虽然可以堂而皇之地性交，却又在偷偷摸摸地干着国家大事……今天的阿根廷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屈辱、黑暗……
作为博尔赫斯的老朋友，《南方》杂志没什么犹豫地刊登了这篇几乎毫无顾忌的发言稿。庇隆深感头痛，但对一个已经失去公职的无业人士，他似乎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治理他。这下博尔赫斯尝到了甜头，胆子变得更大。1947年，博尔赫斯和比奥尔合作编著《怪物的狂宴》，对庇隆政权进行了露骨的讥讽，以致当时阿根廷没有一家刊物胆敢刊发，包括一向支持博尔赫斯的《南方》杂志。莫内加尔一直是博尔赫斯忠诚的支持者，据说当他看过此作后，“深感博尔赫斯憎恨庇隆的程度已近于歇斯底里”。有人指出，在这篇文章里博尔赫斯对庇隆和他的政权的发难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有些说法更近乎猜想，还有一些甚至是“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凭空编造的”。这篇文章当时没有发表出来，应该说对博尔赫斯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如果这些猜测坐实，博尔赫斯无疑要背负起光天化日利用文学之禀赋为政治站队提供便利的恶名。但是，发不发表都说明博尔赫斯对庇隆和庇隆政权的憎恨已经从开始的无意变成了刻意，从模糊变成了清晰，从而变成了一种个人化的情绪和努力。他也许以为通过自己的一些努力会把庇隆扳倒，所以不愿罢手，甚至有意团结部分作家，指望“人多力量大”。
这当然是十分幼稚的。事实上，从他公开反对庇隆起，这位“口吃的、胆小的作家”在面临政治压力的同时，也面临了诸多意想不到的非政治的压力。昔日好友萨瓦多，因为实在忍受不了他对庇隆的固执和任性，终于与他分道扬镳；忠诚的支持者莫内尔加，因为常常感到无所适从，禁不住也发出这样感叹——
如果允许我选择，我更愿意跟他的作品在一起。
令博尔赫斯羞怒的是，他72岁高龄的母亲莱昂诺尔和妹妹诺拉也受到了“天大的污辱”：因为一个平常的在大街上的“驻足围观”，诺拉被关进了布恩帕斯妇女监狱的妓女牢房，莱昂诺尔被判处在本宅软禁一个月。等等这一切，不可能不影响博尔赫斯正常的心情。他的心情怎么样呢？对此，埃斯特拉·坎托最有发言权，因为当时博尔赫斯正在和她“谈情说爱”。埃斯特拉说——
他当时的心情糟透了……有一阵子，他提出想跟我结婚，也许是以为结婚会改变他目前的现状。可我怎么可能跟他结婚呢？至少目前，我无法把他看作我的丈夫……我不是害怕嫁给他，而是无需嫁给他——我嫁给他毫无意义……
埃斯特拉说的有些躲闪和隐晦，但博尔赫斯的心理医生米格尔·科恩·米勒不准备躲闪，他在日记中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隐晦的背后是什么真相——
那时候，我在五月广场附近有一家诊所，有一天，佩罗把博尔赫斯带来，说希望我帮助他“克服胆怯”。后来，我发现他真正需要克服的是“性无能”……所有男人一旦面临这种事，总会变得十分胆怯的……有一点可以肯定，博尔赫斯的“性无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主要是由于情绪焦虑和一些外在因素引起的……
我想，科恩·米勒告诉我们的已经是一种极限的东西，它说明博尔赫斯当时的状况确实是很不好……简直糟糕透了！这当中，庇隆即使负不了全责，起码要负一半的责任。事实上，庇隆让博尔赫斯受的屈辱远比我们知道的多，甚至比我们想的还要多。这一点，我们从庇隆下台后，新政府一下给他两个公职上也可以看出来。
应该说，幸亏庇隆执政命数不长，否则博尔赫斯会怎么打发余生，这是现在的我们，包括当时的博尔赫斯，都是难以“猜测”的。
西方有一种理论，说一个人身上的善和恶是平衡的，一个人一生受到的光荣和屈辱也是相等的。且不说这理论正确与否，起码博尔赫斯为庇隆所受的屈辱，除了他自己铭刻在心外，新政府也没有忘记。1955年，庇隆政权垮台，新政府一下补偿性地给博尔赫斯两份美差。两个差使都是博尔赫斯喜欢又擅长的：一个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文学教师，另一个是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前者容他授业和释放，使胸中丘壑有所出，后者供他汲取和烘焙，使学识令名有所养，似乎考虑周全，异常完美。它们纷至沓来，弄得他一时有种“多得接受不了、盛不下”的感觉。尤其是后者，不论是恰到好处的工作内容，还是强烈的荣誉形式，都具有极大的补偿意义。以荣誉而言，这也是博尔赫斯一生在他自己的国度里得到的最大荣誉。博尔赫斯在回忆那一天——1955年10月的一天，赴玫瑰宫站在阿根廷代理总统面前接受任命时这样说道：真有意思，玫瑰宫里见不到独裁者了，我平生第一次和共和国总统握手，像是一场梦……遗憾的是，当时博尔赫斯的双目已经基本失明，为此他在自传里这样写道：上帝赐给我80万册书籍，同时也使我失去光明，这真是妙不可言的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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