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一再申明，到国立图书馆当馆长不是他的爱好，更不是他谋求的结果。我们可以完全相信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当不当这个馆长对博尔赫斯是截然不一样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博尔赫斯后来的一切——走出布宜诺斯艾利斯，走出阿根廷，走向世界，享誉全球，名震四海等等，所有的幸运和光荣，都是跟他当这个馆长分不开的。说来仿佛难以置信，虽然博尔赫斯大部分作品，包括那些至今被世界文学顶礼膜拜的佳篇美作，都是在当馆长之前创作并发表的，但是就影响而言，主要集中在“内部”，在他平时交往的狭小的圈内，几乎连阿根廷的本土评论家也很少关注他，“表示敬意”的更是寥寥无几。一个平时并不引人注目的人，猛然成为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这本身就是一则新闻，加上部分政治因素，博尔赫斯几乎在一夜间成了社会名流，成了焦点人物。就像旮旯里酿了多年的好酒，突然在名流云集的派对上被人拍掉泥封，瞬间酒香四溢，征服全场。从那以后，他的名字和形象频频出现在新闻媒体上，这时候他自己想默默无名都困难了，谁要想忽视他同样也不容易。就这样，博尔赫斯从沙龙中走了出来，走向了社会大众，走上了观礼台。
一个空洞的人站在舞台上会显得更加空洞。博尔赫斯显然不是这种人，他是个神秘的人，喜欢沙漏、地图、迷宫、18世纪版式的书籍、玫瑰色的街墙；他是个怪诞的人，他用休谟、贝克莱、叔本华、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头脑思考问题，并做诗，写小说——利用哲学问题来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不是第一个，但却是最好的一个；他是个多情的人，但他的感情很少甚至可以说是从未得到过回报，他用读书和写作来驱散因此而来的痛苦，他觉得很幸福；他是个盲人，但他读的书比谁都多，而且到死都还在不停地买书、读书、写书；他不是个国家主义者，他不以阿根廷为光荣，但阿根廷为他感到光荣……总而言之，博尔赫斯就像一件稀罕的古董，一旦捧到手上，没有人不会发出惊叹声的。这样一个人，一旦被“曝光”，站在舞台上，聚光灯下，他就会变得很高大，走得很遥远。
如果说以前博尔赫斯是个耕耘的人，苦闷的人，那么1955年庇隆下台后，他的命运发生了转机，他开始变成一个收获的人，幸福的人。促使他命运发生转变的因素里面，有一个暗藏的机关，就是新政府为补偿他以前在庇隆手上付出的屈辱而授予的这顶国立图书馆馆长的“礼帽”。这顶帽子会神奇地演化出那么多“魔法”，这即使连睿智的博尔赫斯自己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庇隆和美人爱娃就更不可能想到了。要说想到的是我们的老祖宗，早已有言在先：祸兮，福之所伏。
请不要过早为博尔赫斯击掌鸣好，所谓“祸兮，福之所伏”只是半句话，还有半句话：福兮，祸之所倚，对博尔赫斯一样是灵验的。我们来看看，博尔赫斯在大喜之时又面临着何等的祸水？
祸水还是源自他由于“庇隆情结”而蓄就、纠结的个人化的政治热情。出了名的博尔赫斯有机会四处走一走，而且走到哪里说到哪里。也许是失明的缘故，或者是见得多了，此时的博尔赫斯不再对讲台胆怯，甚至连口吃的毛病也好了。总之，他现在口才变得很好，众所公认的好，到哪里演讲台下都是满当当的，说什么都令人叫好。问题是谁也不敢保证，他台下坐的都是纯粹的文人、学者，有时候因为个别人别有用心的操度，“容易上当受骗”的博尔赫斯常常会在不知不觉间把一堂精妙绝伦的“文学课”演变成了一场捉襟见肘的“政治课”——
我一向信奉民主，但现在不了。
我认为阿根廷在今后50年或者也许是100年应该进行选举。不过现在我们对那种事情还有准备。当共产主义已经潜入我们所有的邻国时，我真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我现在不是，也从来不是有人以前所谓的道德说教者或者寓言作家，或者如今所谓的“任务作家”……我是个保守党成员，那本身就是怀疑主义的一种形式，从来没有谁把我指认为共产党人、民族主义者、反犹分子、小魔王比利或者独裁者罗萨斯的追随者。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应该没有政府……
我相信革命，并且一直耐心地在等它到来。革命不会有政治领袖，不会有宣传口号和旗号……人们谈起新的什么革命时，我总是问道：“你们打不打旗号？”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我就知道那不是我拥护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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