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阅读有关卡夫卡生平的书中，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描述。卡夫卡居住的房屋下面是一条宽阔笔直的街道，街道的一端是河流，有不少人走上那条街道，缓慢或者迅速地来到河边，然后一头扎进河水之中结束自己。在当时的欧洲，投水自尽风行一时，起先是属于女人所喜爱的自杀方式，此后也逐渐得到了男子的青睐。卡夫卡称那条街道是自杀的助跑道。
面容消瘦的卡夫卡在被他称为自杀的助跑道上长时间行走时，他忧郁的思想可能会时常触及结束这个问题。虽然从形式上看，卡夫卡最终死于肺部疾病。不过他的日记充溢着死亡的声息，他那蜂拥而来的古怪感受令人感到他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卡夫卡只是不点明结束自己的手段而已，他是一位羞怯的男子，对自己生命的结束，他不采用自杀这种强权行为，而是温文尔雅地等待着，就如等待着一位面容不详的情人，或者说是等待黑夜的来到。
当生命表示了开端之后，结束也就无法避免。自杀就成为了掌握自己命运的工具，一切由自己决定，不用看别人脸色，是自我完善的最终途径。
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第三帝国行将崩溃、希特勒面临众叛亲离之时，他带着玛戈达和六个孩子（三岁到十一岁），来到希特勒的地下室，使逃跑成为不可能。希特勒死后，戈培尔与玛戈达毒死了他们的六个孩子，戈培尔与希特勒一样枪杀了自己，而玛戈达则和爱娃一样喝下了毒药。
事实上戈培尔完全可以为妻儿找到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哪怕是暂时的，但他不可能这样做。他是第三帝国里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够感受到希特勒人性的可怕程度的人，因为他有着同样可怕的人性。他在日记中写道：“到处都是肮脏的诡计，人类真是一个恶棍。”当注定的失败席卷而来时，自杀是他逃脱失败的最好方式，自己结束自己，这是他可以找到的唯一体面的退路。他的同伴里宾特洛甫死得很不体面，这位第三帝国的外交部长像一条死狗似的吊挂在绞刑架上。
哈特·克莱恩曾经被称为金发神童，诗坛上的弥赛亚，他拥有另外一种疯狂，他深深地沉溺于同性恋之中，并且到处炫耀自己的这一经历，过着放浪形骸、酗酒无度的生活。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是和帕琪·拜德在船上度过的，他的自杀富于表演性。轮船逗留在哈瓦那期间，他上岸拜访了所有的咖啡馆，然后醉醺醺地回到船上，胳膊里还夹着一瓶朗姆酒。他闯进情人帕琪·拜德的船舱，久久不肯离去，对她手臂上的一块烫伤关怀备至，拜德忍受不了他的醉态，请求他离开。他离开后有过几次投海的尝试，可能他的动作过于夸张，都被船员阻止。于是他一次比一次更醉地回到拜德的船舱，继续向她表达自己的柔情。
克莱恩真正决定死去时倒是要冷静得多，他和拜德用过早餐后，向她道别，爬上甲板，走到船尾，任凭大衣从肩上滑落，一头栽进了大海。
出生亚美尼加，在美国成为了一名画家的阿什·高尔基，年近五十的时候，开始为自己生命的结束做准备工作，他在山坡上，或者河谷里，选择了七八个地点挂起了绳索，一旦准备就绪，他就可以立刻死去。可是后来他选择在木料间上吊，可能是内心的羞怯，他没有在野外有着不错景色的地方结束，他可能担心有人经过会打断他的自杀。有关他自杀时的情景，有这样的描述——他战战兢兢地爬过房子的墙壁——战战兢兢，这是他赴死时的神态。
一九九二年五月十八日
这确实是一个令人难忘的夜晚，多明戈、卡雷拉斯和帕瓦罗蒂三大男高音的音乐会有着感人至深的魅力。
在此之前，已经在报纸上和网上读到无数有关这次音乐会的报道和评述，随着时间的临近，批评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多，主要集中在票价的昂贵上。我不知道2000美金的座位能否看清三位男高音的脸，《北京青年报》给我的票是1080美金价格，在我的座位上看三位男高音时就像是三只麻雀，我用望远镜看也不过是三只企鹅而已。所以当我走进午门广场时，一个强烈的感受涌上心头，我觉得这似乎不是一场音乐会，而是世界杯足球赛的决赛，几万人聚集到了一起。好在今天晚上凉风阵阵，还有六个巨大的屏幕，我没有出汗，也通过屏幕看清了他们的脸。
应该说，三位男高音的演唱就像炉火一样，刚开始仅仅是火苗，然后逐渐燃烧，最后是熊熊大火。演唱会越到后面越是激动人心，尤其是三人齐唱时，他们的歌声飞了，而且像彩虹般的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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