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Waldsehmidt学的课程都见于上面我开列的“学习簿”上的课程表中，这里不再细谈。到了1939年的秋学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Waldseh-midt被征从军。久已退休的Sieg又走回课堂，代他授课。我的身份也早有了变化。清华大学同德国约定的交换期只有两年。到了1937年，期限已届，我本打算回国的。但是这一年发生了日军侵华的七七事变，不久我的故乡就被占领，我是有家难归，只好留在德国了。为了维持生活，我接受了大学的聘任，担任了汉文讲师。有一段时间，在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我曾奉命兼管印度学研究所和汉学研究所两所的事情。一进大学的各个建筑和课堂，几乎是清一色的女学生，人们仿佛走进“女人国”了。
在Sieg先生代Waldsehmidt授课以前我就认识他了。他虽已逾古稀之年，但身体看上去很硬朗，身板挺直，走路不用手杖，是一位和蔼、慈祥得像祖父一样的人物。他开始授课以后，郑重地向我宣告：他决心把他的全套本领都毫无保留地一一传授给我这个异域的青年。看来他对把德国印度学传播到中国来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希望。我们中国人常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然而在中国民间童话中却有猫作老虎的老师的故事。老虎学会了猫的全套本领，心里却想：如果我把猫吃掉的话，我不就成了天下第一了吗？正伸爪子想抓猫时，猫却飞身爬上了树。爬树这一招是猫预先准备好不教给老虎的最后的护身之招。如果它不留这一招的话，它早已被老虎吞到肚子里去了。据说中国教武术的老师，大都留下一招，不教给学生，以作护身之用。然而，在德国，在被中国旧时代的顽固保守分子视作“蛮夷之邦”的地方，情况竟迥乎不同。Sieg先生说得到，也做得到。在他代课的三个学期中，他确实把他最拿手的《梨俱吠陀》和《大疏》（Mahābāāsya）都把着手教给了我。关于吐火罗文，下面再谈。一直到今天，我对我这一位祖父般的恩师还念念不忘，一想到他，我心中便油然漾起了幸福之感与感激之情。可惜我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了。
我在上面已经说到Sieg先生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事情。事实上，Sieg后半生的学术生涯主要是与吐火罗文分不开的。他同Prof. Siegling，再加上柏林大学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的教授W. Schulze三位学者通力协作，费了20多年的工夫，才把这一种原来简直被认为是“天书”的文字读通。
一直到1931年，一册皇皇巨著《吐火罗文文法》（Tocharische Gramma-tik）才正式出版。10年以前，在1921年，Sieg和Siegling已经合作出版了《吐火罗文残卷》（Tocharische Sprachreste）。第一册是原文拉丁字母的转写，第二册是原卷的照相复制（即影印本）。婆罗米字母，不像现在的西方语言那样每个字都是分开来书写的，而是除了一些必须分开来书写的字以外，都是连在一起或粘在一起书写的。如果不懂句子的内容，则根本不知道如何把每个字都分拆开来。1921年，这两位著名的吐火罗文破译者在拉丁字母的转写中已经把一个个的字都分拆开来。这就说明，他们已经基本上懂了原文的内容。我说“基本上”，意思是并不全懂。一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能全懂，还有很多词的含义不明。
吐火罗文，根据学者的研究，共有两个方言，语法和词汇基本相同，但又有不少的区别。根据残卷出土的地点，学者分之为两种方言，前者称之为吐火罗文A，或焉耆文；后者称之为吐火罗文B，或龟兹文。当年这两个方言就分别流行在焉耆和龟兹这两个地区。上面讲到的Sieg、Siegling和Schulze共同合作写成的书主要是讲吐火罗文A焉耆文，间或涉及B方言。原因是B方言的残卷主要贮存在法国巴黎。Sieg和Siegling并非不通吐火罗文B方言。Sieg也有这方面的著作，只是在最初没有集中全力去研究而已。一直到1952年，世界上第一部研究吐火罗文B方言龟兹文的文法，还是出自一个德国学者之手，这就是哥廷根大学的比较语言学教授W. Krause的《西吐火罗文文法》（Westtocharische Grammatik）。“西吐火罗文”就是B方言，是相对于处于东面的A方言焉耆文而言的。我在哥廷根大学时，Krause好像还没有进行吐火罗文的研究。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才开始此项研究，估计仍然是受教于Sieg。Krause双目失明而能从事学术界号称难治的比较语言的研究，也算是一大奇事。Krause简直是一个天才，脑子据说像照相机一样，过耳不忘。上堂讲课，只需事前让人把讲义读上一遍，他就能滔滔不绝地讲上两个钟头，一字不差。他能在一个暑假到北欧三国去度假，学会了三国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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