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版的这一册《声闻地》梵文原文影印本，其原文照片早已传出国去，而且已经有了几个刊本：
A. Wayman, Analysis of the Srāvakabhumi Manuscript, Berkeleyand Los Angeles, 1961
A. Wayman, A Report on the Srāvaka-bhūmi and it's Author, JBORS Vol. ⅩⅬⅡ, 1956, 316-329
S. Shukla, Srāvakabhūtmi of Acārya Asanga, TSWS ⅩⅣ, Patna1973
据A. K. Warder, Indian Buddhism, 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 Varanasi, Patna, p.552, Dutt TSWS 1966也有一个《声闻地》的刊本，恐系错误，因未见原书，不敢肯定。《瑜伽师地论》梵文原本其他一些《地》（Bhumi）也有刊本，这里从略。
关于《瑜伽师地论》的作者，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第五，阿逾陁国：
无著菩萨夜升天官，于慈氏菩萨（Maitreya Boddisuttva，弥勒菩萨）所受《瑜伽师地论》、《庄严大乘经论》、《中边分别论》等，昼为大众讲宣妙理。
由此可见，作者就是无著，是非常清楚的。A. K. Warder，上引书p.437说：in China the last work（按指Yogācārabhumisāstra）is sup-posed to be Maitreya's这是一个误解。
既然《声闻地》梵文原本已经传出国外而且有了几个刊本，我们现在这个影印本的价值何在呢？我认为，仍有极大价值，因为这是直接从梵文原件拍摄的，而且五六十年前的拍摄手段，无论如何也无法同今天相比。我们这个影印本，无论是作为学术著作，还是作为艺术品，都有其独立的价值。
而且，其价值还要超过以上所述者，因为它蕴涵着中日两国佛学研究者的合作和友谊，它蕴涵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
怀着这样愉快的心情，我写了这篇小引。
1992年6月6日
我们中华民族大概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对异域或异物渴望探求的习惯。我们民族在历史上之所以能兼容并蓄从而创造出这样光辉灿烂的文明，原因很多，这种习惯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这种习惯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表现在文字记载上。最初的一些书，比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等，尽管真伪杂陈，时代也难以确定，还有一些记述近于荒诞不经，但是其中必然有一些很古老又真实的东西。对我们后代来说，这些记载都是非常宝贵的。
到了汉代，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扩大了。张骞、甘英等人，不远万里，亲履异城。于是就有了一些可靠的记载。但同时记述神怪故事的书籍也多了起来。这时西王母的故事似乎特别流行，许多书中都讲到这个故事。在鬼神志怪的书中有大量关于异域和异物的记载，这些记载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传为后汉郭宪撰的《汉武洞冥记》就属于这一类。晋以后伪托汉东方朔的《神异经》、《十洲记》等等也属于这一类。
唐、宋两代出了不少记载异域和异物的书籍，记述精确，远迈前修。但也不缺少含有神话传说色彩的记载。段成式《酉阳杂俎》的一部分和苏鹗《杜阳杂编》的一部分，都有一些关于远方珍异的记述。宋代的《太平广记》和《夷坚志》都有关于异域的记载，有的更多神话传奇色彩。
以上简略的叙述说明什么问题呢？我觉得，它可以说明：我国人民对异域和异物探求的愿望，有其现实的基础；但同时也有浪漫的成分。在漫长的历史上，每一个朝代几乎都是这样。借用一个不太确切的说法，可以说是现实成分与浪漫成分相结合吧。
到了明初，我国人民世界地理的知识已经大大地扩大了，而且更加确切了。不但与撰写《山海经》、《穆天子传》等等的时代不同，而且同唐僧取经的时代也不相同。在这时候发生的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在中外交通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被誉为千古盛事。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本来就有的对异域和异物渴望探求的习惯，大大地受到了鼓舞与刺激，在现实的与浪漫的两个方面，都充分地显示了出来。
现实方面的代表是一批随郑和出使的人们的著作：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这些书记载的都是亲身的经历，言简意赅，明确真实。其后根据这些书还写了大批记载南洋一带情况的书。这些书都为学者所熟知，这里不再赘述。
至于浪漫的方面，则表现在许多情况上。首先是民间传说。台湾的三宝姜、南洋的榴莲，都同郑和挂上了钩，可见三宝太监下西洋的故事对当时中外人民影响之深广。最令人吃惊的是，当郑和还在活着或者死后不久的时候，他本人已经被别人神化。与郑和同时的人袁忠彻所著《古今识鉴》中就有神化郑和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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