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侍郑和即三保也，云南人。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法反（？）此者极贵。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
这种对人生理上的特异现象神秘化的倾向，中国古代相术中原已有之。以后，又吸收了一些印度成分，遂日趋复杂与荒诞。我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正史与印度传说》（见《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已经谈到过。最近又在《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谈到。袁忠彻神化郑和，把他的生理现象也加以神秘化，其中隐约也有印度影响。他是神相袁柳庄的侄儿，他从相术上来谈郑和，毫不足怪。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郑和的生理现象，而是在郑和当时，他已被神化，浪漫的味道很浓。更可怪的是明代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爪哇国》居然也受了《古今识鉴》的影响，对郑和说了些类似神话的话。我认为，所有这一些都表明，郑和下西洋这一件事在明代就已经唤起了浪漫的幻想。至于南洋一带大建其三宝庙，只不过是这种幻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罗懋登的《三宝太监下西洋记》（简称《西洋记》）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的。书中既有现实的成分，也有浪漫的成分。在现实的方面，他以《瀛涯胜览》等为依据，写了很多历史事实，记录的碑文甚至能够订正史实，这一点用不着多说了。至于浪漫的方面，那更是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人物的创造、情节的编制，无一不流露出作者的匠心。真人与神人杂陈，史实与幻想并列。有的有所师承，有的凭空臆造。看来罗懋登是有意写小说的。他之所以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浪漫情绪，是当时环境所决定的。明代长篇小说开始流传，这是元明以前所没有的一种文学形式。现在流传全国以及世界上许多国家、受到人们普遍喜爱的《西游记》，就产生于明代。罗懋登受到它的影响，自是意中事。当然，罗懋登之所以写这部小说，还有个人主观的原因。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指出的那样：“而嘉靖以后，倭患甚殷，民间伤今之弱，又为故事所囿，遂不思将帅而思黄门，集俚俗传闻以成此作。”罗懋登愤世嫉俗，有感于文官爱钱，武官怕死，为了舒自己的愤懑而写成此书。
鲁迅对此书曾做过全面的评价。他说：“所述战事，杂窃《西游记》、《封神传》，而文词不工，更增支蔓，特颇有里巷传说，如《五鬼闹判》、《五鼠闹东京》的故事，皆于此可考见，则亦其所长矣。”大概正因为这部书“文词不工，更增支蔓”，所以流行不广，比不上《西游记》和《封神传》。但是，我们今天的读者，除了如鲁迅所说的可以从中考见里巷传说以外，我觉得，还能够从里面了解到，到了对外国已经有了比较精确的知识的明朝，一个作者怎样把现实成分与幻想成分结合起来创作长篇小说的情况，这也是不无裨益的。书中那些“专尚荒唐”的神魔故事也许还能够带给我们一点艺术享受，全书也能帮助某一些人学点尽管不够确切终究还有点用处的地理和历史知识。《三国志演义》，正如大家都知道的那样，就曾起过这样的作用，连大文豪如王渔洋者都不免受到《三国志演义》的影响，致为通人所讥，其余的人就不必说了。
负责现在这个版本的出版工作的吴德铎同志，是最适宜做这个工作的人。他既通社会科学，又通自然科学；既明古，又通今；既长于考据，又擅长义理和词章。罗懋登这一部《西洋记》，通过他的手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会受到国内外的欢迎的。这一部书也一定会重新焕发出光彩，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园增添一株古老的新花。
1982年5月5日
现在颇有一些人喜欢谈论“中国之最”。实事求是地说，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最”是极多极多的。几大发明和几大奇迹，不必说了。即在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山河中，在人民日常生活的饮食中，“最”也到处可见。
然而，有一个“最”却被人们完全忽略了，这就是翻译。
无论是从历史的长短来看，还是从翻译作品的数量来看，以及从翻译所产生的影响来看，中国都是世界之“最”。这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因而是完全正确的。
根据学者们的研究，中国先秦时代已有翻译活动。这是很自然的。只要语言文字不同，不管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华民族包括很多民族）内，还是在众多的国家或民族间，翻译都是必要的。否则思想就无法沟通，文化就难以交流，人类社会也就难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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