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人要写他半个世纪前的生活，你一定认为那生活已经像历史一样遥远与模糊，多半已经看不清了。不不不，你肯定没有那样的经历。那经历一直像“昨天”那样紧随着我，甩也甩不掉。是什么样的感受叫人无法把它推去、推远？是由于自己说过那句话——“没有答案的历史不会结束，没有答案的历史不能放下”吗？
这答案不仅仅是思想的、社会体制的，还是历史的、文化的、人性的、民族性的，以及文学的。
一条大河浪涛激涌地流过去，你的目光随着它愈望愈远，直到天际，似乎消失在一片迷离的光线与烟雾里；然而你低下头来，看看自己双脚伫立的地方，竟是湿漉漉的，原来大半的河水并未流去，而是渗进它所经过的土地里。它的形态去了，但它那又苦又辣又奇特的因子已经侵入我们的生活深处和生命深处。这决不仅仅是昨天的结果，更是今天某些生活看不见的疾患的缘由。
“文革”不是他者，不管你愿不愿意，它都已是你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尽管这一切都已时过境迁，物去人非，连那个时代种种标志物都成了收藏品，但它在社会生活里和我的心里却还时隐时现，并使我不得安宁。
笔是听命于心的。可是这一次，我所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我是主人公。我将把自己的昨天拿到今天来“示众”。从文本的性质来说，这更像一部自我的口述史，即访问者和口述者都是我自己，或者这更像一种心灵的自述与自白。这种写作的意义和目的是用个人的命运来见证社会的历史。个人的命运或许是一种生活的偶然，但无数偶然彼此印证，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这里所说的命运，不是指遭遇，而是精神的历程。
口述史最难被确定的是口述者口述的真实性，但我对自己的口述则最不担心这种真实。如果不真实，写作何义？
我计划要写的这一套书有五本，先后是《无路可逃》（1966—1976）、《凌汛》（1977—1979）、《激流中》（1979—1989）、《搁浅》（1989—1994）、《漩涡》（1995—2015）。五本书连起来是我五十年精神的历史。我已经提前把第二本《凌汛》写出来出版了。现在写《凌汛》前的十年《无路可逃》。这本书很重要，没有这冰封般无路可逃的绝境，就没有后来排山倒海的凌汛。
好了，历史在我身上开始了。
冯骥才
2016年3月20日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被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一个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人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涌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乱扔屋里的东西，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的，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1966年8月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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