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货大楼下边，我被和平路上的游行队伍拦住，我急着回去见父母，必须穿过游行队伍，我推着车挤进人群，要穿街而过，几个负责维持秩序的人跑过来拦我，坚决不准我过去，我急得朝他们大喊：“叫我过去啊，我家死人啦！”我这一叫把他们吓住了，不知我出了什么事，他们看了看我这半疯的样子，便放行让我穿过去。
粉碎“四人帮”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奔上街头庆祝
那时父母住在我大姐家楼下，弟弟从石家庄回来探亲也住在那里。我先上楼向大姐要了两片硝酸甘油，左右手各攥一片。然后下楼进了父母的房间。母亲一见我便焦急地问：“昆祥怎么样？”
我说：“没事了。”我装得挺轻松。可说了一会儿又改口说道，“还没完全清醒。”我见母亲神情专注，马上再转口说，“总得用些时间，喝了那么多酒，要醒过来就得费点劲。”随后就扯了些刚才在路上的见闻。
母亲忽然问：“见到你二姐了吗？”
我说：“见了，二姐还行。现在二姐怕他醒不过来，怕成植物人。”我又给母亲增加一些压力。
母亲问：“有可能吗？”
我说：“医生说是酒精中毒。我不懂酒精中毒会不会成植物人。如果真成植物人，二姐就惨了。”
母亲说：“昆祥就更惨，生不如死。”
我见母亲比较沉得住气，便乘机讲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植物人的悲剧。我一点点夸大这种事的悲剧性，一点点消磨掉母亲的期望。我一直说得口燥舌干，甚至说下去有点费劲了。这一切都在母亲的眼睛里。母亲是明白人，她突然问我：“昆祥是不是没了？”
我一怔。她的目光在逼我实话实说。我便说：“妈妈，您这辈子经的事太多了，您什么都扛得住。现在您既然已经知道了，何必非要由我说出来。”
母亲流下泪来。父亲垂下头，父亲不善表达。我对母亲说：“您就哭吧，反正二姐已经哭痛快了，认头了。毕竟昆祥不是叫人整死的，是高兴得开怀大笑走的。”
一个可能激化的情感高潮就这么无惊无险地过去了。这时我张开双手，两片硝酸甘油已经融化在手心里。我用了整整一个半小时。
我从父母家出来时，才感到自己已经筋疲力尽，有点垮下来的感觉。“文革”在它崩溃的最后一刻，还是没饶过我，又拉走我一个亲人，给我重重的一击。
在回自己家的路上，我已无力骑车，推着车慢慢走，想起姐夫的不幸和不幸的二姐，任由眼泪淌过脸颊，也不去抹。没想到，我竟然是带着剧烈的伤感来迎接这大地回春的一刻。街上不时有游行队伍走过，可以看到人们忘乎所以的欢蹦乱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站在团结里那一侧的街边失声痛哭，呜呜地哭出声来。他一定有一个痛切难言的故事，这样的故事真是太多太多了。此刻，他用痛哭宣泄着痛苦，也宣泄着心中无比的欢乐。在当年春节除夕之夜，鞭炮声震耳欲聋，整座城市就像打起仗来一样。记得我还听得鞭炮声中有人嗷嗷地叫，叫得狂喜，也叫得哀伤。
还好，我活到了今天，就像渡过一条危难四伏、布满急流险滩的大江，最终能够站在彼岸上，应该也是一个奇迹。
2016年1月27日初稿
2016年3月定稿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