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那天傍晚，又传来天塌下来一般的消息——毛主席逝世。
龙年真是一个灾年。从埋葬了几十万生命也几乎要了自己全家性命的大地震，到几位当代政治巨人接连辞世，家国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全都集中在这短短的一年里，压得人无法喘息。
此后的一个月，所有人都关切着国家的何去何从，“文革”何去何从，生活何去何从。“文革”十年来，我们的生活被充分地政治化了，每个人的命运都随同政治起伏。人们最关切的自然是政治。但这不是我们的选择，我们只是被选择。人们心里都期待着，但会不会还是愈期待愈渺茫？
十年来，虽然已经习惯了政治社会的一惊一乍和风云突变，但是一个消息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会惊讶得嘴张得一直看到嗓子眼儿。谁也不敢相信、也无法证实这个消息，可是很快连空气也在传播这句话：“四人帮”完蛋了，江青被抓了。我们已经不敢相信好事会来，黑暗会这么一下子到头了？
由于有了“林彪事件”后那个谣言的教训，我们已经懂得对待传言的办法：只听不说。耳朵是从不犯错误的，惹祸的都是嘴。
1976年10月23日晚间11点钟，有人到我寄居的朋友家找我，出来一看三个人，是我弟弟和两个陌生人。一个陌生人说：“刚刚我们学校的同事们聚会庆祝粉碎‘四人帮’——听说明天中央就正式公布了，你姐夫喝得太多了，正在医院抢救。”
我姐夫叫李昆祥，他是我二姐夫，“文革”前美院的油画系主任，一位出色的画家。那一代油画家大多采用列宾、克拉姆斯科依的现实主义手法，他的肖像画很有功力，是位书生气和艺术气质十足的人，率真、随性、善良，容易激动。“文革”时被整得很惨，一直受压，此时此刻好像突然松绑，肯定欣喜若狂，放纵无度，喝多了。
“哪个医院？”我问。
“元纬路医院。”他答道。
我说：“好，我们马上去。”我赶紧取了车，与他们一起骑车奔往医院。路上我忽然感到有点异样，他们一句话也不对我说。我问：“昆祥现在情况怎样？”他们支支吾吾。我觉得有问题，换一种问法：“抢救有效吗？”其中一位说：“好像不大管用。”我立刻惊呼起来：“不管用就是完了，昆祥完了！”街上很静，我的声音特别响。我弟弟一听忽然加速，冲了出去，像野马一样很快消失在前边的黑夜里。
到了医院，李昆祥已被送到停尸房，我去看他。头一次进阴森森的停尸房，我一点也不害怕，一排十几个砖垒的长方形的台子，中间有四个台子上放着尸体，其中一个尸体只有一半长短，大概是个孩子，还有一个十分肥大，是李昆祥。他怎么变得这么大了？掀开白色的单子，露出昆祥的脸，显得有点怪异，比平时大了许多，苍白、臃肿，据说是酒精中毒的表现。那时我的感情好像死了，脑袋真空，但我还是想到与他握握手作别——并且依照他的习惯握手时左右摆两下。这一摆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我问：“我二姐知道吗？她在哪儿？”他们说：“就在医院的监护室里。”我赶紧去监护室，看见二姐围着一条被子坐那儿，好像痛苦的高潮已经过去，一脸迷茫。她见到我之后又哭了一通。我知道说任何话也劝不住她，心中东西太强只能由着她宣泄。这样直到天亮，二姐不知不觉睡着了。
弟弟对我说，昨晚美院的人去找他时，父母知道昆祥醉倒了，但没想到会出事。弟弟一夜未归，二老肯定不放心，这事必须告诉父母，怎么说？谁去说？我想了想便说，只有我去告诉他们。
此时，我虽一夜未睡，却一点也不困，甚至不觉得疲劳，可能因为我重任在身——我要让父母听到自己的女婿突然死去的消息时，不出任何意外。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天津的海河边
一走出医院就听到了欢呼声、锣鼓声、鞭炮声，愈到市中心声音就愈大。原来今天电台发布了“四人帮”被抓捕的消息，这意味着“文革”的结束，于是憋在人们心头的喜悦像井喷一样爆发出来，整个城市、整个中国发狂了。我去父母家的路线必须穿过市中心最大的干线——和平路，那里已是人头涌动，老百姓全都跑到大街上，开始了自发的大游行。游行的人群打着一条条巨型的横标穿街而过，“彻底粉碎王张江姚反革命集团”一行大字令人激动万分，还有一幅横标“揪出王洪文、踢死张春桥、棒打江青、砸烂姚文元”更解气，特别是这几个杀气腾腾的人名上都打上红色的大十叉！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冯骥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