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天，我回到思治里，胡同里一片狼藉，两边楼房的顶层全都震毁，我冒着余震的危险爬上楼。地震时跑出来是夜里，什么也看不见，白天里第一次来，看清了自己家的景象，惨不忍睹！走廊完全塌了，楼梯堆满碎砖烂瓦，房间整个屋顶没了，掉下的房檩像许多巨型的箭，横七竖八插在屋中；旁边一座楼的水泥烟囱竟然掉在我的屋中。最令我惊心的是儿子小床上端堆了很多砖块，如果我当时没把他抱起来，后果不堪设想，令人后怕——我的儿子，我们生命中的生命——这应该是我一生中所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了。
我从废墟中找出几件很重要的东西，包括《清明上河图》《拳海》手稿和户口本，还有儿子最心爱的东西——小人书和一纸箱玩具小汽车，如果他失去这些东西，会太伤孩子的心。我们所有的被褥都压在废墟里，经过昨夜一场雨，满是泥污，挖出来也无法再用。我不能在这摇摇欲坠的危楼里待得太久，随时可能发生余震。临走时发现一堵断墙上还挂着日历，上边写着7月28日——我们一家死里逃生的日子，我伸手把它撕下来，放在衣兜里。
又转过几天，我向朋友借来一架海鸥牌相机，带着我两个学生再次爬上危楼，把我受难的惨状一一拍下来，拍了整整一卷——我只有这一个胶卷。对于灾难，我需要正视它，记住它；它已是我历史的一部分，它也是不可重复的；而且，只有接受它，我才能继续往前走。不管灾难多重，我接受下来之后自己就有多重。
这一段日子我主要做的事，是帮助父母在我大姐夫教书的学校四十一中的操场上，盖一间防震屋。那时整座城市差不多一半人，已经住到在空场、院子和街道上建造的防震棚里；我帮助徐家也盖了一处，可是没住多久他们就回到楼里。我家三口人便住进徐家一楼那间空房，过起客居友人家中的生活。
这房子在五大道的中心，睦南道77号。
此间，我还不断地跑到思治里的废墟中，找些尚可用的东西。一天，街道代表大崔对我说：“现在上边通知了，要尽快清理地震废墟，我们正组织人一起清，你得参加。”
我说：“我找几个人自己干吧，靠北边这几座楼我们全包了。”
她听了很高兴，同意我的自告奋勇。其实我有我的打算，我有许多艺术品，全埋在废墟里，需要仔细挖寻，尽可能挽回损失。更重要的是，这破房子里说不定还有秘密写作的残稿呢，需要自己细心清理，不能叫人发现。
我从朋友和学生中找了两三个人帮忙。我们从胡同靠外的楼房开始一座一座地清理。这些人家早都把有价值和有用的物件弄走了。那时人穷，一个家庭没有多少东西，在我们动手清理时只剩下砖头瓦块，可是邻人不好意思叫我们代劳，还是参与了进来，大家一起干，先用铁铲把震后废物从屋顶抛到楼下院中，再用小车运到街上。一两天清一座楼，到了第十一天清到我家。我就把邻人谢绝了，只剩下自己和两学生边清理地震废墟，边寻找艺术品，像文物出土那样将这些劫后仅存的遗存细心挖掘出来。每找出一件，就带来一阵惊喜。我的不少艺术品都是地震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就像我的一些书全是抄家后在自己家“出土”的。大地震和“文革”对于我——何其相像！我有些书和艺术品是经历过这两次“出土”的。
同时，我自己悄悄地做另一件事，连我的学生也不能知道，就是细细查找还有没有秘密写作的残稿。我秘密写作太多，藏稿子的地方太杂。我的担心没错，这次我真的找到一些。尤其是在一把砸毁的椅子的坐板夹层里还发现了1967年和1968年写的几篇小说、散文和一些诗稿，从今天看便是我个人极其珍贵的写作文献了。我还试图从楼梯侧面的墙洞里去挖曾经掉进去的稿子，但这次努力仍未成功，那堵墙的上半截已经被震散了，弄不好会倒塌，只好放弃。我的一些残稿可能至今还在那座建筑里。
寄居在妻子的老师徐绪如家两年间的留影
我悄悄把这次找到的残稿装进背包带回去，藏在寄居小屋壁炉的烟道里。看来这些文字才真正与我生命相关。
虽然在1976这一年，写作还没有进入我的人生，但我与它已经纠结一起了。那部长篇小说《拳海》一直还没有找到出路，定兴托朋友联系，却得不到反馈的消息；秘密写作已经基本终止了，因为我住在友人家，没有私密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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