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远的黄家花园西口，有一个五条街道交汇的路口，比较开阔，四边没有较高的建筑，已有百余人站在那里。我们走到街心站好，我跑到街旁一家菜铺门口拉过来一个空竹筐，叫同昭和儿子坐在上边。这时我发现我们三人的脸全是黑的，原来是从顶棚上震落下来的陈年的尘土。我对同昭说：“你和宽宽待在这儿别动，我去我父母家、你父母家看看。”我担心两个家里的人。
我先回到思治里取了自行车，从邻居老吕那儿借一条劳动裤。这是条背带裤，老吕矮，我个子高，穿上去像短裤，光着半截腿。我骑车进入贵州路时看到了极其可怕的景象，地面完全变形，马路像搓板一样波浪状地卷起，卷起的高度有一尺，像凝固的大浪。两边很多树都倒了，躺在街上，电线杆带着电线横在头上。这一带很多楼都东倒西歪，有的楼坍成一堆废墟，有的楼在起火，一些人在中间慌张地奔跑，那情景像是地狱。我艰难地穿过这条街奔到父亲和岳父家，谢天谢地，他们都幸免于难。我就势去看看朋友们，一连看了许多处，只有住在西开教堂后边平房的一个朋友腰部被房坨砸伤，我帮着赶紧送他到医院。两个朋友不在家，一家房子被夷为平地，人还活着，其余都还好。太阳出来的时候，街边已经有急救站，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朝我喊：“你腿都破成这样了，还不过来上药。”我停住车，低头一看，两条腿全是伤，脚也破了，有的地方伤得挺厉害，流出的血都干了，我怎么不知道疼呢？过去上了药，伤重的地方简单包一下。我还要赶紧回到妻子和儿子身边。
穿行在街上时，常碰到朋友，我的朋友一向很多，见面一说，朋友们知道我的家完了，掏出钱塞在我劳动裤胸前那个小口袋里。那时人都穷，两三块钱就很不错了，一个朋友还把口袋里的钱全塞给了我，也不知道是多少，多了就硬往里塞，胸前的口袋渐渐鼓起来，像个球儿。九点来钟赶回黄家花园那个路口，看见妻子和儿子坐在筐上，可怜巴巴等着我，心里冒出一点酸楚。我跳下车跑过去，告诉同昭家里人都没事，然后说：“同昭，咱们有钱了。”她很惊奇：“哪来的钱？”我拉她到道边一个铁垃圾箱前，把胸前口袋里的挺大一团钱放在箱盖上，像一个纸球。同昭问：“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我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才将震垮的房屋清理完。那时真感到无家可归了
这些钱是朋友们不断塞进口袋里的，一路出了不少汗，纸团成了一个很硬的纸球，打开一数，竟然有七十一元钱！许多年没见这么多钱了，对于当时的我们这可是一笔救命的钱呵。这一刻我们又成了富翁？
是生活告诉我什么才是真正的富翁，这也是我今天对所有富豪排行榜都不屑一顾的原因。
我们三人坐在菜筐上，现在已是无家可归了，急迫的问题是投奔何处投奔谁。我们从来不愿意麻烦家里人，只有找朋友。同昭说她的小学老师徐绪如心地善良，也很乐于助人，父亲是民国时期大收藏家徐世章，住在她原先的家——睦南道58号的对面，家里房子大，房间多。她跑去一说，没想到徐老师非常爽快地接受了我们。徐家姐妹仨，同住一处，关系挺好，“文革”中由于家庭原因整个家族全都被抄家，但楼下仍有一小间空房可给我们暂住。地震中徐家虽受灾不重，人却受惊，不敢住在屋里，我就在睦南道花园找了一块空地，从徐家运去一些油毡、塑料布、凳子、木杆、铁丝、绳子，在几棵树之间搭起一个棚子，好避风遮雨。大家钻进去，心里才觉得安稳些了。那时空地上已搭建起许多临时简易的帐篷，都是来避难的人。这个选择真是正确的，傍晚时又发生一次很强烈的余震，眼看着远处几座建筑倒塌，那里烟土腾飞，被夕阳映照得好像中了炮弹，同时全城的警报笛声全拉响了，叫人紧张不安。我想，我思治里的家该彻底完蛋了吧。
入夜之后下起小雨，帐篷小，我们叫儿子睡在里边，我和同昭靠外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半个身子在棚外，任凭凉凉的雨浇。妻子倚在我肩上睡了，我睡不着，心里在想，什么是我的明天？我的家，我画了一年的《清明上河图》，写了至少两年的《拳海》全毁了吧？我多年苦苦建设起的心爱而温暖的小巢已经彻底粉碎，现在又被这雨一淋，肯定彻底完了。我没有任何凭借的力量，怎么活下去？我忽然又想到，我的家是从1966年“文革”的废墟上建设起来的，现在又是一片废墟，算一算，从废墟到废墟，从1966年到1976年，一个轮回整整十年！命运对我开了一个多么残酷的玩笑。我还能从这个废墟再站起来吗？怎么才能站起来呢？我无法回答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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