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口唇有一种菊花的味道，那时她患很严重的贫血，一直在吃中药。她的唇很干热，像外壳坚硬内瓤却很柔软的果子。
可是，妈妈还是无法断定我的热度。她扶住我的头，轻轻地把她的额头与我的额头相贴。她的每一只眼睛看定我的每一只眼睛，因为距离太近，我看不到她的脸庞全部，只感到一片灼热的苍白。她的额头像碾子似的滚过，用每一寸肌肤感受我的温度，自言自语：“这么烫，可别抽风……”
我终于知道了我的错误的严重性。
后来，弟弟妹妹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我默然不语，妈妈也不再提起，但体温表像树一样栽在心中。
终于，我看到了许许多多支体温表。那一瞬，我的脸上肯定灌满了贪婪。
我当了卫生兵，每天须给病人查体温。体温表插在盛满消毒液的盘子里，好像一位老人生日蛋糕上的银蜡烛。
多想拿走一支还给妈妈呀！可医院的体温表虽多，管理也很严格。纵使打碎了，原价赔偿，也得将那破损的尸骸附上，方予补发。我每天对着成堆的体温表处心积虑、摩拳擦掌，就是无法搞到一支。
后来，我做了化验员，离体温表更遥远了。一天，部队军马所来求援，说军马们得了莫名其妙的怪症，他们的化验员恰好不在，希望人医们伸出友谊之手。老化验员对我说：“你去吧！都是高原上的性命，不容易。人兽同理。”
一匹砂红色的军马立在四根木桩内，马耳像竹笋般立着，双眼皮的大眼睛贮满泪水，好像随时会跪倒。我以为要从毛茸茸的马耳朵上抽血，战战兢兢地不敢上前。
兽医们从马的静脉里抽出暗紫色的血。我认真检验，周到地写出报告。
我至今不知道那些马得的是什么病，只知道我的化验结果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兽医们很感激，说要送我两筒水果罐头作为酬劳。在维生素匮乏的高原，这不啻一粒金瓜子。我再三推辞，他们再四坚持。想起“人兽同理”，我说：“那就送我一支体温表吧！”
他们慨然允诺。
春草绿的塑料外壳，粗大若小手电。玻璃棒如同一根透明铅笔，所有的刻码都是洋红色的，极为清晰。
“准吗？”我问。毕竟这是兽用品。
“很准。”他们肯定地告诉我。
我珍爱地用手绢包起。本来想钉只小木匣，立时寄给妈妈，又恐关山重重、雪路迢迢，在路上震断，毁了我的苦心，于是耐着性子等到了一个士兵的第一次休假。
“妈妈，你看！”我高擎着那支体温表，好像它是透明的火炬。
那一刻，我还了一个愿。它像一只苍鹰，在我心中盘桓了十几年。
妈妈仔细端详着体温表说：“这上面的最高刻度可测到46摄氏度，要是人，恐怕早就不行了。”
我说：“只要准就行了呗！”
妈妈说：“有了它总比没有好。只是，现在不很需要了，因为你们都已长大了……”
妈妈爱吃蘑菇。
到青海出差，在幽蓝的天穹与黛绿的草原之间，见到点点闪烁的白星。
那不是星星，是草原上的白蘑菇。
路旁有三三两两的藏胞，坐在五颜六色的口袋中间，仰着褐色的面庞，向经过的汽车微笑。袋子口，颤巍巍地露出花蕾般的白蘑菇。
从鸟岛返回的途中，我买了一袋白蘑菇，预备两天后坐火车带回北京。
回到宾馆，铺下一张报纸，将蘑菇一柄柄小伞朝天，摆在地毯上，一如它们生长在草原时的模样。
服务员进来整理卫生，细细的眉头皱了起来。我忙说：“我要把它们带回去送给妈妈。”服务员就暖暖地笑了，说：“您必须把蘑菇翻个身，让菌根朝上，不然蘑菇会烂的。草原上的白蘑菇最难保存。”
听了服务员的话，我就让白蘑菇趴在地上，好像晒太阳的小胖孩儿，温润而圆滑地裸露在空气中。
上火车的日子到了。服务员帮我找来一只小纸箱，用剪刀戳了许多梅花形的小洞，把白蘑菇妥妥地安放进去。原先的报纸上印了一排排圆环，好像淡淡的墨色的图章。我吓了一跳，说：“是不是白蘑菇腐坏了？”服务员说：“别怕。新鲜的白蘑菇的汁液就是黑的。”
进了卧铺车厢，我小心翼翼地把纸箱塞在床下。对面一位青海大汉说：“箱子上捅了这么多洞，想必带的是活物了。小鸡？小鸭？怎么听不见叫？天气太热，可别憋死了。”
我说：“带的是草原上的白蘑菇，送给妈妈。”
他轻轻地重复：“哦，妈妈……”好像这个词语对他已十分陌生。半晌后才接着说，“只是你这样的带法，到不了兰州，蘑菇就得烂成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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