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抢救了，如果成功了，在各方付出巨大代价之后，保全了我的性命，我希望世人与我同喜同庆。我何德何能享此殊荣？只因胸膛中吸附了太多同类的牺牲，每一滴血都不再独属于我。犹如软弱的石墨经历高压，在聚变中镶嵌了众人的光芒，已璀璨为极品的钻石。这躯壳脱出了我的私有，盛满了感激和义务。我会尽可能多地捐出血清，以助更多人走出绝境。我会不断地接受各种检查，为疾病的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我会无怨无悔地在观察中度日，这是幸存者的责任。
可是，我能感受到从角落中刺出的冰冷目光，好像我恩将仇报是个连环杀手。我甚至都无法祈求原谅，因为有资格谴责我的人多已无声。这不是我的过失，而是非典病毒假我之手布下的滔天罪行。我被它改造成了“人体盾牌”，我是它第一个受害者，也是它的终结者。我见证了它的猖獗和流传，也见证了它的退败和消亡。人们啊，有那么多科技成果在我身上流淌，请格外珍惜我的每一分反应。如果你轻慢我，你就轻慢了一架精敏仪器的回声。有那么多鲜活生灵曾被我溶解，请格外尊重我的每一种感受。如果你漠视我，你就漠视了那些英勇卓绝的付出。
人们啊，毒王是瘟疫的舍利子，你可要慎重！
有一个在幼儿园就熟识的朋友，男生。那时，我们同在一张小饭桌上吃饭。上劳动课的时候，阿姨发给每人一面跳新疆舞用的小铃鼓，里头装满了豆角。当我择不完豆角丝的时候，他会来帮我。我们就把新疆铃鼓称为“豆角鼓”。
以后几十年，我们只有很少的来往，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城市的某一个角落里，愉快地生活着。一天，他妻子来电话，说他得了喉癌，手术后在家静养，如果我有时间的话，请给他去个电话。我连连答应，说明天就做。他妻子略略停了一下说：“通话时，请您尽量多说，他会非常入神地听。但是，他不会回答你，因为他无法说话。”
第二天，我给他打了电话。当我说出他的名字以后，对方是长久地沉默。我习惯地等待着回答，猛然意识到，我是不可能得到回音的。我便自顾自地说下去，确知他就在电线的那一端，静静地聆听着。自言自语久了，没有反响也没有回馈，甚至连喘息的声音也没有，感觉很是怪异。好像你面对着无边无际的棉花垛……
那天晚上，他的妻子来电话说，他很高兴，很感谢，希望我以后常常给他打电话。
我答应了，但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也许是因为那天独自说话没有回声的感受太特别了。后来，我终于再次拨通了他家的电话。当我说完：“你是××吗？我是你幼儿园的同桌啊……”
我停顿了一下，并不是等待他的回答，只是喘了一口气，预备兀自说下去。就在这个短暂的间歇里，我听到了细碎的哗啦啦声……这是什么响动？啊，是豆角鼓被人用力摇动的声音！
那一瞬，我热泪盈眶。人间的温情跨越无数岁月和命运的阴霾，将记忆烘烤得蓬松而馨香。
那一天，每当我说完一段话的时候，就有“哗啦啦”的声音响起，一如当年我们共同把择好的豆角倒进菜筐。当我说“再见”的时候，回答我的是响亮而长久的豆角鼓声。
记得接到湖南卫视邀我做嘉宾，飞赴上海采访陆幼青的电话时，踌躇犹豫。因为一个星期后，我就要到美国去，临走之前，诸事繁多，更主要的是心中忐忑。在大众传媒上展示死亡和面对死亡的接纳，我知道这在中国是一个新的课题。以画面表现一个濒临死亡的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思索，是沉重和令人惊惧的。我佩服湖南卫视的勇气，如果我是一个观众，我期待着看到这样发人深省的节目。但我自己可不想参与其中。死亡话题，轻了重了都会出问题，分寸感非常重要。实话说，我对采访没把握，我对自己没信心。
我把这份顾虑对着话筒说了。在感谢湖南卫视《有话好说》对我的高度信任之后，坚决婉拒出任这一角色。电话那一头的编导王骏很有韧性，毫不气馁，对我说：“毕老师，我读过您的《预约死亡》，我在互联网上以‘死亡’为题查找资料，所得甚少。我们再三考虑，觉得您还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们等着您。”
那一瞬，我沉默。我能体会到他查找资料的那一份艰辛。
也许是因为自己做过医生的经历，我对死亡的研究十分关注。几年前，当我决定以临终关怀医院的题材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为了补充自己的学养，临时抱佛脚，到处搜寻有关死亡学的资料，也是遭遇到了显著的困难。我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样一个每个人都必定完结的归宿，我们的文化忌讳深深。王骏的话，使我更加感到了陆幼青的勇敢和可贵。他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在死亡的不归之路上疾行，留下串串脚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是值得钦佩的。我们活着的人，难道不能和他一道走过一程吗？在这种关头，迟疑地斟酌自己的形象得失，不仅仅是怯懦，更是一种不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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