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的病情不断恶化，到了需要气管切开的时候，我衷心希望医护人员做好防护，千万不要为了争取那一分钟半分钟的时间而仓促操作，威胁自身安危。致命的感染常常在这时发生。如果因此推延了抢救，我无怨无悔。医生护士的身上承载着更多重托，他们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我即使逝去，也会为最终没有带累更多的人而略感宽慰。
假如我得了非典，将携书同行。一些名著百读不厌，一些忙碌中买下的册子至今未翻。我已将它们归拢到书架某层，像一小队待发的士兵。如果我赶赴医院，这些刀枪不入的朋友，将一道踏入病房。一本女法医的探案集，只看了多半，特地留下悬念，预备着万一昏迷了也会念念不忘。为了得知谁是真凶，我一定要坚持醒来。
假如我得了非典，离家时千万要带上手机和充电器。估摸病房里不一定有电话，病重气短时也走不到公共通话间。我平日不喜欢这如同蟋蟀一样无所不在的器具，自此却刮目相看。我会不断向亲朋报告讯息，直到我康复的那一天。如果我已无法回答，请相信我依然在用心灵祈祷大地平安。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积极配合医生护士的治疗，我知道他们已太累太乏。我努力做一个出色的病人，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
终于要说到死了。既然想到过一切，自然也想到了死。死于一场瘟疫，实在始料不及。但人生没有固定的脚本，大自然导演着多种可能性，以人必有一死的不变法则来看，这黑色幽默也不算太唐突。如果能对传染病学有所裨益，我同意解剖尸体。如果作为芸芸死者，没什么特殊价值，请留我完整化烟。缘于耿耿于怀的仇隙——凭什么我死了，那个肆虐的杀手还在实验室里养尊处优地繁衍？与之共焚，也算雪恨。
假如我得了非典，我会在踏入救护车的那一瞬，尽我最大的努力，操纵我凄迷的双眼和抽搐的嘴角，化作粲然的回眸一笑，向我的家人和小屋致谢，感激他们所给予我无尽的快愉和暖意。我必定还会回到这里，无论是在阳光下还是在睡梦中，无论是我康宁的身体还是我飞翔的灵魂。
非典流行，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承认：“对这种病毒我们知之甚少。”但有个术语，估计从权威专家到平头百姓都谨记在心，那就是——“毒王”。
毒王的意思就是某些患者的传染性特别强，比如一位26岁的香港男子，直接感染了112人，其中69名是护理过他的医务人员。内地更有传说某毒王感染了180人。这顶毒涎编织的桂冠，台湾也有……不知将来创下最高纪录的“王中王”由哪厢人士胜出。
在电视里听过某女毒王的声音，碎碎的，惴惴的，气虚，更兼心虚。她说出院后才知自己成了毒王，有若干人因她而往生。她很内疚，只有待身体全面恢复后做义工来报答社会。
非典的病死率并不是很高。和冷血的享有90%以上病死率的埃博拉病毒相比，是小巫见大巫。纵是有红霉素做特效药的军团菌感染，病死率也在5%～20%间浮动。几害相较，非典还算手软。
然而我们无法安心，因为有毒王。毒王嗜血成性，有一副撑竿跳的好身手，从甲躯体到乙躯体，蜻蜓点水就输出了死亡。
假如没有现代科技，没有医务人员的拼死救助，没有气管切开，没有呼吸机，毒王们早就驾鹤西行了。一部微生物史告诉我们，如果某个毒株的毒力太过凶猛，须臾之间便取了宿主性命，等于疯癫地撕了自己的餐票，只能和猎物同归于尽了。
假如我得了非典不幸又成了毒王，我将如何？
大自然是公平的。狡猾从容的毒株，比如乙肝，似阴险的绅士，循序渐进地危害着宿主。中招的叶子并不立时凋落，毛毛虫才可缓缓受用。如果毒性太强，烈到见血封喉，便也只剩一剑的威风。大树倒了，再凶顽的猢狲也只得散了。
那么，如果没有最后的抢救，我这个画着骷髅头的毒罐子，就会在窒息中死亡。对我个人来说，自然是无与伦比的大悲剧，但对广大健康的人群来说，却未必不是好事。倘做气管切开插入呼吸机，刀锋旋下，皮肉崩裂的那一瞬，蓄势已久的毒液，必会飙射而出。那扩散和污染的威力，恰如轰爆的生化武器。
于是，之后，你会听到太多的护士和医生感染的例子，甚至在严密的防护之下，仅仅由于眼球结膜在我吁出的空气中眨动，也能把他或她漆黑的双眸漂白。
如果我是毒王，请不要过度抢救。不是我大义凛然舍身饲虎，而是搏斗的代价太过悬殊。我固然痛惜一己死生，我也同样珍爱他人的性命。非典时期非常办法，重疫之下无戏言。山火熊熊定要尽力扑救，如若狂风漫卷，就只能在远处挖深壕防范，而不可在红舌中群舞。既然现代科技尚未研发出剿杀超强毒株的药物，就让我遵循大自然的严厉法则——凶残的肇事者理应和它的宿主同生同灭，不适当的溺救就是放虎归山。医生，你不要太柔情。医学，你不要太浅视。倘手无利器，切不要鲁莽撕去所罗门王的封印，放妖怪逸出魔瓶。春瘟横扫，僵硬地拘泥于一城一地的得失，那就是对全局的反叛和对职责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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