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如纺出的可是优质品。又白又细又匀，好像有一只银亮的巨蚕潜伏在她的羊毛堆里，忠实而勤勉地为她吐出美丽柔韧的长丝。
不管怎么说，我们每人都有了几大团毛线。
下一个步骤就是染线了。
先用脸盆盛水把颜料煮开，再把线桄浸在染液中炖。听着世界屋脊摇撼天地的罡风，看着炉子上一大盆冒着血红或翠绿气泡的沸水，真有身在魔鬼作坊之感。
为自己亲手捻的毛线挑选颜色，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
“我打算把毛线染成玫瑰红。你们想啊，在藏北的雪原上，我踩着一双玫瑰红的羊毛袜子，是多美丽的图画啊，简直有童话的味道……要不我就染成迎春花的明黄色……要不我干脆要大海的碧蓝色吧……”我神往地说。
小如毫不留情地泼凉水：“你把黑羊和白羊的毛捻在一起，颜色已经混浊不堪。你说的那些娇美颜色都染不成，只有老紫或深墨绿还可凑合。染成黑色最保险。”
我只好自我解嘲：“嘿！反正是袜子，踩在脚底下，谁也看不到。什么颜色无所谓。”
大家都很关心小如的毛线染成什么颜色。没料到她沉思良久说：“我什么颜色也不染了，就要这种白羊毛的本色。染的颜色再好看，天长日久终会褪色。唯有天生的颜色，永不会改变。”虽说小如讲的很有道理，大家还是把毛线染成了各种颜色。主要是我们第一道工序没做好，毛线已不能保持洁白，只有靠染色来遮丑了。
我把线染成黑色，油亮亮的，像乌鸦的翅膀，也很好看。
织毛线活儿了。大家不再彼此商量集体行动，开始单干。这个给妈妈织条围巾，那个给爸爸织条毛裤。在漫漫长夜里，无声地围着高原的炉火，独自抱着线团，遥想着亲人的面庞，飞针走线。
我不会织，就向小如请教。她埋着头结自己的伟大工程，匆匆忙忙给我写了一张织毛袜的要领，依旧嘟囔自己的针法：“一针上两针下，两针并一针……”
她织的毛衣很大，图案复杂。难怪要不停地念念有词，生怕织错了花样。
我打趣地说：“这么认真，是给谁织的呀？”
小如说：“给一个人呗。”
我刨根问底：“给一个什么人呢？”
“给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她搪塞我。
“他在哪里呢？”我穷追不舍。
“他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小如看着天边的雪山，雪山像银亮亮的锡箔铰成的图案，山上有我们的边防站。
“我现在不认识他，以后会不会认识呢？”
小如想了一下说：“我要是向你介绍他，你就会认识他。我要是不说，你就永远不会认识他。”
我胸有成竹地笑道：“小如姐，你错了。你就是不告诉我，日后在茫茫人海中，只要我遇见了，就会一眼认出他来。”
小如停下手里的毛衣针，温柔地露出白牙，说：“看把你能的。我才不信你能认出他来！凭什么呢？”
我说：“就凭这件白生生的羊绒衣啊。在当今这个世界上，可有一件羊绒衣，是这样自采自捻自洗自织自编花样造出来的吗？你设计的这个图案，天底下再没有第二份了。”
小如不语，只是嘻嘻地笑。
那件原白色的羊绒衣上，镂空地织着两颗套在一起的心，还有许多山和雪花。
我十七岁的生日，是在藏北高原过的。那天，正好是军邮车上山的日子，这个生日便像美丽的项圈，久久地悬挂在我胸前。
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像三柄巨大的棱锥，将我所在的部队，托举到了离海平面五千多米的高度。我的生日在十月，这正是平原上麦秸垛金黄而干燥的时光，昆仑山却已万里雪飘。就要封山了，封山是冰雪发出的禁令，我们将与世隔绝到春天。
战友们把水果罐头汁倾倒在茶褐色的刷牙缸里，彼此碰得山响，向我祝贺。对于每月只有一筒半罐头的我们来说，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
但心中总有淡淡的悲愁——我想家。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医生对我说：也许军邮车今天会来的。
你骗人！我大叫。有时候猛烈地指责别人说谎，其实是太渴望那消息真实。
军邮车大约每月从新疆喀什开上昆仑山一次，日子并不准，仿佛一只来去无踪的青鸟。老医生戍边多年，他的话有时像符咒一样灵验。“每年封山前上山的最后一辆车，总是军邮车。山下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心。”他晃着满头的白发，像一丛银针。
那天夜里，军邮车像破冰船一样，跋涉五天，英勇地到了，整个军营为之沸腾。我们真想欢呼，但军人只有打了胜仗才允许欢呼，于是我们屏住气盯着一处房舍。房舍门口站着两个威武的士兵。因为曾有一次，迫不及待的边防军人们跑去抢信，从此在军邮车到来的日子，分拣信件的房间便加站双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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