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神前程未可限量。
第二天正式发奖，照例是记者云集，照例是音乐飘飘，照例是油头粉面的主持人，照例是不尴不尬发奖者和领奖者，中间穿插着不三不四的歌舞，博人一笑的戏剧小品，是司空见惯的场面，连大吼一声将我等逐一揪上台去示众虽心生惊恐也不十分意外，来了，吃人家喝人家，总要给人家看一看。何止我，阿城王安忆余华这样一向庄敬自强的人士，被人吼到名字，也只好噘着嘴上台，转回头，一脸干笑。陈村怎么样，也拄着拐棍老老实实走进我们行列，大家站作一排，面对会众一笑再笑，就差招手了。接着，是“网络作家”登场，喊到安妮宝贝时，全场掌声雷动，上千网虫欢声四起，以下依次登场的人士莫不如此，于是我领教了，这些面孔稚嫩的小男生小女生莫不是网上红人。据在场人士事后称，当时台上泾渭分明，一边是我们这些“传统作家”，一边是“网络作家”，老的老，小的小，“连穿的衣服都不一样”。“传统作家”是大会主持喊我们上台时所用的称呼，当时我就觉得被他一声喊老了。
到了台下，重新坐好，看最后一个节目，“榕树下编辑部”全体编辑合唱，我才感到自己所受的心理冲击有多大——他们那么年轻，那么自信，而且自成一体——活活是我们之外的一股强大势力。
有记者问：你对网络文学和这些网络作家怎么看？我说他们年轻，有年轻人的所有优点和缺点；说网络为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表达自我的机会，使每一个才子都不会被体制埋没，今后的伟大（传统）作家就将出在这其中；说这证明文学并没有陷入低谷，正在以另一种方式繁荣（“榕树下”此次评奖征文有五万来稿），网络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未来，一种真正的文学，即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创作任意发表的文字活动。这任意发表无比重要，是文学本来、原初时的天真模样。说了这么些冠冕堂皇的狡猾话，我没说我的恐惧，过去我们作家是一代取代一代，江山代有人才出，起码到我这一代，走的路是同一条路，只是各自走法不同，姿态不同，还是有章可循的，还是没脱了一小撮经过特殊训练，反复挑选过的人被特别授权发言。这之后一切将变，再也不会有人有权利挑选别人了，不管他叫编辑叫评论家还是叫出版商。我们面对的不是更年轻的作家，而是全体有书写能力的人民。什么叫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就是了。再过一些年，再也没有人因为会写字而被人格外另眼相看就可以混碗饭吃，因为这已经成了生理现象，就像大家都会说话一样，想当大师的人，苦了。
上世纪末，几个人打算编一本《新诗三百首》，其中一人因对为首者不服，抢先用这书名出了选本，其他人便说他“破坏游戏规则”。此言一出，才发觉“游戏规则”这话早已挂在大家嘴边，每遇纠纷，很少再说对头“逆历史潮流而动”、“不革命”什么的，更爱说“不按牌理出牌”，即“破坏游戏规则”。这是一个进步，尤其是做共同的生意，本与“革命”、“历史”无关，犯不着陷人于国家机器的对立面。
什么是“游戏规则”？一想也糊涂，似不如法律条文国务院行政令北京市民文明公约买卖合同那样清楚，内容不详，但谁要犯规，大家立刻有反应。像什么呢？还是像一个道德约束。所谓游戏，也无非是人与人共事，人的野蛮人心里最清楚，大家住在一起，已经很游戏了，从大家决心结束人吃人的日子那天起，就有了约定：说话算话，要么不答应，答应了便要履约，除非声明收回承诺、认罚，否则这义务便不可解除。这显然是一切契约的基础，人和人避免冲突的基础。我仔细想了想那些曾引起我不满和我使他人不满的事儿，大约爆发点都在言而无信或食言自肥，一件小事引发巨大的愤怒。
日常生活中，特别是朋友之间，很少人但行小事便立合同，其实我也不信合同真有约束力，一个人要决心自利，把合同刻在石头上也没用，大凡恶意违约者都是权衡过的，认定违约所得大过履约所得才执意如此行事。也不是每一项违约都牵涉到大宗金钱和真能造成实在损害，大量的违约失信都是无后果的，仅给当事另一方带来一点情感挫折。我年轻时，不会说“不”，对无兴趣的邀请，往往采取欣然应诺、欣然爽约的放任态度，不知得罪了多少方正之士，以我多年轻诺寡信的经验，不存在实在损害的言而无信，背信者并无太多罪恶感，被指责之后，还会油然而起一种怨恨：怎么着，我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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