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还是当看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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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是中国文化界最后的狂欢。那一年，有多部国产电影卖到三四千万的票房。
李少红的《红粉》、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叶大鹰的《红樱桃》的上映都是当年的盛事。张艺谋拍得不怎么样的《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在北京还卖了二百八十万，不像1999年《我的父亲母亲》卖个百八十万就在大报小报上告捷了。电视剧有《我爱我家》、《宰相刘罗锅》。电影界“第六代”作为一个概念已广为人知，尽管在国内还未有票房成功者，但大都在欧洲小电影节胡乱拿了一片奖。张元的《北京杂种》，管虎的《头发乱了》；包括路学长正在拍的《长大成人》，当时叫《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王小帅的《越南姑娘》；还有宁赢，当然她不算“第六代”，接连拍的《找乐》、《民警故事》；还有周晓文的《二嫫》，正在筹备的《秦颂》；张元接下来的《儿子》；这一切已拍未拍将要拍的东西，尚未登堂入室，气氛已经轰动，也有满城春色。小说界也出了个“新生代”，南京的韩冬、朱文，上海的须兰、张文曼，吉林的述平，湖南的何顿，北京的徐坤、邱华栋，都号称“60年代出生”（据查也有个别50年代出生的混迹其中）。中国文坛“奔走相告委员会主席”王干正在《钟山》及各种他的脚力所能到达之处为这批人大声鼓与呼，搞得各刊物一片手忙脚乱，纷纷拼凑人马，简单过一下脑子就开出菜单，“新状态”、“新体验”什么的，名词是什么不重要，形容词是一日咬死的，连声喊“新”。“魔岩三杰”也是那年名声大噪的吧？总而言之，那一年的创作形势还算不得悲观，乐观主义者还可称之春水怒起，杂花生树。
悲观主义者的第一声不祥之谛出自上海。老作家许杰临终前挣扎着艰难吐出五个字：摸拉尔姑娘。这是洋文“道德”的意思。据说这姑娘是五四运动时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来的，后来走丢了，老先生的意思还是给找回来。接着，《上海文学》组织了一批复旦和华师大的博士生做了一个研讨会，批评当今创作的“媚俗”倾向，引发了后来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重建人文精神”这一提法的发明权是属于王晓明还是张汝伦我也搞不清楚，因为很快这一讨论就开锅了，众声喧哗，能看得清嘴脸的只有单枪匹马冲出阵前将手中狼牙棒舞得车轮也似的小将王彬彬，从他那开始，捉对儿厮杀，大家战个鼻青脸肿。我倒也不是说人身攻击是他先搞的，得了，我也别绕了，我就是这意思，算不算攻击他可以自辩，冲人身而去他是明的。我的意思是我赞成他这样，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章作风，空谈理论如同打太极拳老百姓不知道你冲谁，以为您自个儿在那儿锻炼身体，点了名就清楚了，噢，原来是这位和这位掐。所以张汝伦也不要自己在家生气，觉得好好一番高论被王彬彬搅了局，理论问题说到底也是人际冲突，我们老王家的孩子对这点都深有体会。
人文精神的讨论主要是学院中的中文教师们和他们的私塾弟子在讲话，作家大都是点一个名进来一个，夸我，就站在你们这一边，骂我，就站到你们的对立面，没被点的，大都站在一旁看热闹，偶尔高兴放支冷箭。这个里面有正经做学问的，得过洋老师亲授，或隔着很远瞅见过，觉得洋老师有本事，愿意把洋老师的本事和自己的心得传给中国人长长见识的，就算是启蒙派吧。
昨晚可说是我在网上第一次群交，和所有初夜一样既混乱又兴奋累得骨头痒痒，可能冷淡了一些人，可能得罪了一些人，可能美了一些人，都是年轻人身子骨比我结实，我是一扭脸就睡了，早上看到一些纸条最高兴的是一个我喜欢的人回的但是我在这儿不说当成我们俩的秘密，这么快就有秘密了我这个人真是既浅薄又虚荣。但是还有一个我喜欢的人没回又有点失落——这俩人都是我昨晚聊完天偷偷给人家发的纸条。但是还不太会操作把地址都弄丢了，又是一重失落。相信跑不了在网上玩失踪都是成心。
早上想了想，昨晚还是有些不妥，太放肆了，虽然和女孩吵架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是还是有些歧视性言论在这里需要深刻反省。今天早上也有河北一学生批评我了，希望我文明，我听他的，从今儿开始文明。
反省一：和一农大女生吵架时嘲笑农大是种地的，这里流露出看不起农民，鄙视农民的味道。我小时候贬低谁时往往会说人家是农民，好像农民就没有文化，就是落后愚昧的象征，这自然是城里人的风气，但是也不能原谅自己，这优越感是可耻的，而且虚妄。在这里向农大及所有农民道歉：我错了又错了。种地光荣，土地是国民之本。农民是为国家进步付出最大牺牲的人，他们相比城里处于贫困落后的境地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我们所有受惠于他们的城里人的羞耻。如果我尚不能付出所有帮助他们改变现状，至少应该尊重他们，心存感激，这已经很虚伪了。跟他们比我很不高尚，我为自己感到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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