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过我，你为什么这么苦大仇深？谁怎么你了？小时候遭了什么罪，为什么对一切都透出这么一股狠劲儿？
还真问住我了。我确实是没饿过肚子，没挨过暴打，想干吗干吗，一辈子净占便宜了，按一报还一报的古义，我应该感恩，施舍，到处说拜年话，见谁都笑眯眯，为来世垫砖铺路，当大善人才对。
想来想去是本性，本能，本人的德性。我是人，追名逐利的人，因而所有人都是追名逐利的人，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我发现自己不是一个好人，而且被再三证明，于是十分失意地接受了现实。这时能多少对自己有些抚慰，不至于因此不爱活了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将同一逻辑逆推：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这么想显得事情有商量，一切都先天的，与人格品质无关的，不是不想当好人，是当不成，甚至可以把这归为人性，这样才算全乎人儿，好人才没人性呢！
实际上是自己先预备了答案，再去套所有人，非要列出和自己答案相等的算式，否定别人就是肯定自己，不说自己比别人优越吧，起码不比别人更坏——千万别有例外。
这么想惯了，好好的便眼露凶光，谁也没招你谁也没惹你就觉得已经被人严重对不起了。
这听上去像自我批评，准备改，不，我不是这意思，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没一个好东西，怎么想别人也不过分。所有自夸的、自以为正确的、在外招摇的，都是暗中夹带自己私利的，必须有人出来给他们添点恶心，别让他们觉得有一手遮天的好事，占多大便宜现多大眼，这不是洒狗血，是行使自然规律。
应该立法，取消所有公众人物的名誉权、隐私权，造成一种共识：公众人物，即是供公众嚼舌头的人物。这样，就剩下无耻之徒了，起码可以少一些爱得了便宜卖乖的假正经。
有人传，张艺谋的影片要被树成样板了。为了保他，有人做了手脚，使他的影片成为去年威尼斯和今年柏林两次影展唯一合法送展的大陆影片。这个流言中引述了一些因此失去机会的导演的抱怨，猛一听言之凿凿，细一想死无对证，闹开了，打起官司，只怕还是张家人赢。像大多数流言蜚语，这个流言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增加新的内容。当我第二次听到人家讲这个事，树张为样板已被说成一种国际安排，流言中点了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说包括巩俐的柏林主席都是这家公司一手推动的，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越来越像一个标准谣言了。欧洲的文化事情能为美国人操纵，似乎是反常识的，但谁又能说钱、关系在“廉洁”的西方就不起作用？搞院外活动、替利益集团游说在美国也是一个合法的兴旺的行业。
这就是流言的可怕力量，它像科学幻想一样开拓人的思路。
在柏林开奖前，这个流言就预测：张肯定会得一个奖。传言者貌似了解内情，甚至援引参加过国际电影节评奖的专业人士的话讲：在一个评委会里，只要有一个评委坚持，就会平衡给他一个奖。外国人也是人，也不独中国人才讲面子。
《我的父亲母亲》果然得奖了，各报的报道十分混乱，《晨报》说是“特别奖”，评委会大奖给的是文德尔斯的《百万美元旅馆》；《晚报》则说张是“大奖”，文德尔斯得的是干巴巴的“评委会奖”。显然颁了两个评委会奖，到底谁是正经的“大”奖，谁得的只是一个安慰奖，大概要查德文原文了。流言立刻批准了《晨报》的译文，因为这个译法更合适流言进一步发展，于是流言有新说：此“特别奖”等于中国举办亚运会特设的武术项目，是巩俐为张艺谋争取的。我特别问了一个在德国报纸服务的朋友，请她查了德通社的稿子，证实《晨报》译错了，张得的是“评审团大奖”，即整个电影节的二奖，文德尔斯得的是“评审团特殊艺术成就银熊奖”，可译成“特别奖”。这就破了流言的新说，于是流言又立即跟着修正，把话题转向张此次得的另一个奖“世界天主教评审团教会奖”，这奖明摆着是超艺术和表扬现象的，“世界天主教”听上去像是一个国际阴谋，或叫“国际大合唱”。这是流言的另一强大所在：它总是能自圆其说。
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暗合了人们的期望，譬如我，就发现自己非常乐意相信这个流言，我对张的两部影片《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的看法和流言制造者的立场非常接近。这两部片子我都认为很差，根本不值得作为好影片向公众推介，再有一百个评委会给奖也改变不了我的看法。我和流言制造者的区别仅在于我是用另一个思路、自己的方式去否定这事儿：评委会是什么？也无非是随机选中的几个闲人，他们过去再大的成就也不能使他们今天具有当然的权威，我们早已告别了迷信权威、大家公用一个头脑一双眼睛的时代——他们肯定张的片子，只能说明他们臭，这个电影节不够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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