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就是简单，用什么“简洁”之类的文字游戏遮羞也是枉然。诗意，不是乡村美丽的风景和年轻女孩子脸蛋那种挂历般的柔媚；从漂亮看出美好，不是发现，不过是一个老头把破碎的老梦醒着、强努着再做一遍。感人，讲的就是刻意的效果，凡是打算鱼目混珠的作品都在疯狂追求这个，而且大家都选择最笨（也许是无奈）的方法，回避所有可能引起尴尬的事实，只挑最软最腻的地方反复揉搓，同唱一首歌“我说你世上最善良”。不老实叙事，只宣传意图，那还用拍电影吗？
我觉得张艺谋近年的创作受一种强烈主观意图支配，那就是想讨人——讨所有人喜欢。近期他对媒体的谈话中很是流露出左右逢源后的自得和能继续“活着”的自信。生存当然是重要的，要付出代价，但要小心——再小心，像做小本生意，不要把本钱搭光，仅仅会“活着”，算不得什么说得出口的本事。张多次讲《一个都不能少》是他最好的作品，《我的父亲母亲》是“返璞归真”，他的严肃相和正经劲儿使人不得不相信他这样讲的诚意，假若这是真的，那我就要相信这之前的另一个流言了：他过去影片中的态度都是别人教的，是潮流的产物。进而得出结论：他一直就是一个投机分子。
一个人，东西差了，替他讲话的声音却响亮了，本来不是那么无懈可击，却为所有人称道，很难不怀疑在他背后有一股势力，有人在实施控制。我就知道有一个人，到处为张艺谋打理舆论，起码有三个记者跟我讲过，他们写了批评张艺谋电影的文章，便接到他的“文学策划”王斌的电话纠缠，此人以朋友的身份、讨论的口气对这三位记者逐次进行长达数小时的说服和激辩。我不相信王斌的做法是张的授意，我更愿意相信那只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热爱和主动捍卫，但这同样是令人作呕的。我不想掩饰我对这事的义愤，我要说，这激起了我对张及其他那一伙的极大蔑视。我认为王斌的做法破坏了一项相当重要的游戏规则，即：不得对文艺批评进行人身追究。
这么干，不出流言才怪呢！
当我看到大大小小的教授、记者列队出游，一会儿在东报上扎个堆儿，一会儿在西报上扎个堆儿，恶吹张的烂片，一个谣言油然而生我心，这都是拿了钱的。
你们以为你们是什么人？不管你们能动员多少有效资源，一手遮天这事儿想也不要去想。电影是越来越像一单生意，电影圈中人也越来越学会了使用商业手段自我经营，去为你们的产品做花样百出的广告吧，也许有一天你们会像汉堡包或可口可乐那样知名——那也别想让所有人喜欢。为什么不能现实一点，尽管拍自己想拍的片子，用想出名那样的坚韧毅力，忍受所有不喜欢自己的人的批评。
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
爱尔兰王后为了让即将嫁给马克国王的女儿绮瑟爱上丈夫，给她配了一剂春药，结果被马克国王的侄子特里斯丹和绮瑟一起喝了，于是改为这俩人强烈相爱，不顾伦理，不顾君王的尊严。马克国王惩罚了他们，将特里斯丹驱逐，他二人怀着思念死去，死后合葬，坟头上长出两棵枝叶相连的树。这是12世纪诺曼人的浪漫诗篇《特里斯丹和绮瑟》的情节，可说是欧洲的《梁祝》。
中西爱情，都有悲剧传奇，大都是社会地位的悲剧，怎么好上的，并不重要，省事的方法一见钟情，用力全在怎么交配不成，送了性命，这也说明人同此心，坚持两性相悦的生物性，凭此一点，去造文化的反。道德的目的，在于隔离社会各阶层，把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道德总是很雄辩、很成功的，唯独无法使各阶层人民停止互相吸引，把自己的归自己。革命的种子就是这么种下的，每一次社会革命都包含人对自己自由交配权利的主张，所以每一次变革成功，社会上就显得道德败坏，个人的选择就被赋予了功利的色彩，似乎自由恋爱只是为了反社会，而悲剧总是旧制度造成的。
在《特里斯丹和绮瑟》里，悲剧是一服药造成的，这有点像爱情的真实状况了，只是一场无所谓对象的化学反应。更悲剧的是马克国王，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自然权利被一个意外排斥了。他甚至很难怨恨侄子和老婆，因为他们看上去也很无辜、没想到和身不由己。他们一直抵抗这个爱情，在森林里同居三年没发生关系，床中间一直搁着一把剑。在这里，爱情露出了它的另一面，把别人的也归于自己，在没人需要它的时候也要插一手，直到毁了相信它的人还以胜利者的姿态在他们的坟上长出两棵大树，继续占有死者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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