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出工，看到水小多了。原来这个连队地势较高，大渠缺口冲下的水，只是从这里漫过，就涌到东南方向的荒滩上去了。道路两旁的深沟里虽蓄满了水，而道路上有的地段已现出了路面。通讯员骑着没有备鞍子的、满身泥污的马，在断断续续的泥泞的路上艰难地跋涉。路边电线杆上的电话线，又开始嗡嗡作响。到底是负有特殊任务的武装连队，尽管遭到这样的自然灾害，但通信和电力很快就恢复了正常。
“你为啥不一个人吃饼子？”走在路上，她悄悄问我。
我没有回答。
“你倒是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她并不带讽刺意味地说，“可你饭要吃饱，以后有了吃的，你就一个人吃。”
“哪来吃的？”我奇怪地问她，“每个人不就是一份吗？”
“哦，那，那……”她吞吞吐吐地，并且腼腆地向我笑笑，又改变了话题，“他们说你文化很高，是吗？”
“也没多高的文化。”我谨慎地回答。我搞不清她的用意，她的笑靥和正在我腰侧晃动的七九步枪怎么也调和不到一起。
“我挺喜欢有文化的人。这里的人，都野得很。”她好像还叹了口气，“……他们爱糊弄人，欺负人……”
我像狐狸一样小心别钻入什么圈套，默不作声。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先生”却在一旁叫起来。
傍晚，我们听见远处尖厉的哨音，大队收工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几个女战士领着各自所带的人马，会合在连队前面一棵歪歪扭扭的沙枣树下。这时，安在语录塔上的高音喇叭，正在播送团场“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抓革命，促抗灾”专题节目：
“……在这场抗灾斗争中，表现最突出的有：武装连女战士乔安萍同志。当一名干部家属不幸被洪水卷走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共青团员——乔安萍同志，念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伟大教导，奋不顾身地冲到洪水前面，面不改色心不跳，以压倒一切的英雄气概救出了阶级姐妹的生命。对乔安萍同志创造的英雄业绩，团场革筹小组决定给予记二等功一次……”
几个女战士围着她雀跃欢呼，可她却用一种羞愧得痛苦的眼光偷偷地瞄我，像暮色中闪烁的星星。
第二天，天气仍然晴朗。天上的雨水好像全倾泻尽了，太阳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水已在昨夜全部退去，除了洼处还有积水，大地已显出了它本来的地貌。那是一幅凄惨的景象。据我看，收成不但大部分无望，就是军垦战士——农工们的生活也马上要面临困难。可是，广播站的高音喇叭，还不断传来师部、团部的动员。在一派豪言壮语后面，无非向农工说的是，不要指望国家的支援，要“宁肯少活二十年，也要拿下大寨田”，并且竟像开玩笑一样，把这场自然灾害说成是“好事”。农工们在出工前列队听完这样冷冰冰的鼓励，其垂头丧气的程度，不亚于我们这些囚犯。
看着他们穿着褴褛的、满是泥污的绿军服，对着高耸在一片破破烂烂的土房之上的水泥浇铸的语录塔，用低沉的、参差不齐的声音诵着语录：“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抓紧……”请示完毕，再举起主席像和语录牌，无精打采地向大田蹀躞而行的时候，我也不由得黯然神伤了。来这里一个多月，我充分体会到农工们生活和劳动的艰苦。他们吃着粗粮，住着陋屋，看不到一点生活改善的希望。持久的物质匮乏和精神贫困，使他们逐渐丧失良知，丧失同情心，就把自己的激愤，盲目地发泄到莫名其妙的“革命行动”中去。所以我有时平心而论，倒也觉得他们对待所谓阶级敌人的暴行事出有因。
这一天，全部“犯人”在一起修复一条农渠，她没有机会和我单独说话。傍晚收工往回走，因为“多事先生”一向动作迟缓，出收工都拖在后面，而她又必须在最后押阵，所以他们两人脱离了这支小小的劳改队伍。走到半途，她指名叫我等一等，替“多事先生”扛锹。我只得退出队列，站在泥泞中等他们。
“我不是叫你替疯子扛铁锹，”她押着“多事先生”赶上来，向我羞怯地瞟了一眼，“我有话跟你说。”
我疑问地望着她。
“我不是……不是我报的，”她语无伦次地说，“是连里报的……那应该是你的功，是你把连长家属救起来的，你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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