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过"毒誓"似乎也就万无一失了。但事情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投票场所设在大楼会议厅内，厅很大，投票人可以坐在远离别人的地方，于是所里就建议编制坐位次序表——每个人都必须坐在被指定的位置上。这样，有人就暗中警告投票人：你最终是否按誓言投票，我们都知道，因为你的前后左右都有我们的人！被警告者战战兢兢答：我一定一定……
于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最无耻最无聊的投票就这样开始了。结果无论对于谁都不算理想。对于我的导师而言，他得到的肯定票比应有的少多了。这绝不是他的不幸。
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其中一大部分都是导师的学生，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喝干了母亲的奶水，却要接受驱使回头噬咬母亲；有可能的话，就把她撕扯得鲜血淋漓。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耻、更无义的了。当然，这样做的都是在学业和生活上毫无指望的学生。
这一切，简单点说只是这样一个故事：几个可怜虫怎样围困一个天才……
对于我的导师，这当然是微不足道的、可笑之至的插曲；但从它揭示的本质而言，又足以令人绝望。人的背叛和无义、蒙羞和可耻竟会达到如此地步。
我在那之后曾注意过几个人的眼神：他们都是在导师精心饲喂下长大的，亲耳聆听过他的教诲，一滴一滴汲取营养，可是在那个时刻却残忍地投下了石块。违心和不义带来的痛苦使他们不敢正视别人，一副胆小鬼的模样，看上去比以往更显得卑琐，走起路来缩手缩脚，说话分外和蔼，像呵气一样……他们从此将被不幸攫住。
至于那些"瓷眼"身边的死硬分子，在这之后因为失望和嫉疼，脸都灰了。他们在这之前太乐观，他们到死也不明白：按照发毒誓和收受好处、受过威胁的人数来计算，再保守也不止收获这些反对票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尽管这只是一场小测验，一次资格考查，但因为涉及到如此严重的事实而使我倍加重视——不得不认真对待知识分子的判断。
因为谁也不能否认，参加者百分之九十都是专业人员，都是有一定资历的○三所人士。那么再苛刻一点的要求都是应该的。可怜的是，一场最不可思议的无聊又无耻的游戏就在这所大楼里发生了。
这就有理由让我们思考和怀疑：即便在所谓"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显露了自己的卑贱。
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起码的洁净。首先是心灵的洁净，其次才是专业上的造诣。污浊的人是不会有好的判断的，污浊是罪恶蔓延的根源。
我同时还注意过我的导师。他刚开始对这一切只是有所察觉——面对一场围剿自己的阴谋毫无警觉是不可能的；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在这样一次微不足道的活动中，有人竟会花费如此巨大的精力、动用如此原始的方法去运作。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荒唐和可笑。他在事后知道了这些，虽然略有吃惊，但还是微笑了一下。这笑容是温和的、遗憾的和藐视的，更包含了深深的同情。
我会永远记住他的微笑。
那些丑类在这永恒的微笑中将永远卑贱着、绝望着；那些苟活者在这永恒的微笑中会因百无聊赖而煎熬着、痛苦着。
他们在这无所不在的微笑中绝找不到其他出路。
我因导师的死想到了父亲。他曾被我恨了好久，我长久以来都把整个家族的不幸、把一切的责任记在了他的身上。因为我亲眼见过他在最后的几年里怎样折磨小茅屋里的人。他去世时我没能守在身边——这也免除了一生的记忆之苦。
父亲与导师的病一开始大概是一样的：心口疼。我记得父亲刚从南山回来时，被押到一个小村里干活：刨地、翻土……所有的脏活累活都让他干：有一次让他去掏一口枯井，井壁塌了，他差一点给活埋在里边。正做着活，不一定什么时候犯了"心口疼"，疼得死去活来，满地滚动，豆大的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他呼喊着，到处寻找土坎，把肚子死死地压上去……我看着，见旁边的人笑，就认为这可能不要紧。他们说：疼一会儿就过去了，不要急。我就和他们一起等待这疼痛过去。他是我的父亲啊，我眼见着他把十根手指插到了土里。我等待着。这样不知过上多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反正不会更短，父亲的手才慢慢从土中抽出。他开始蠕动，试着爬起来。我不记得去搀过他一把。他的身上到处沾满了泥土，脸上的土屑把他弄得肮脏不堪也丑陋不堪，我真不敢看他一眼。他的脸蜡黄蜡黄，差不多不看任何人，一站起来就弯腰寻找那把铁锹。他重新默默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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