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祖父的前几代都是经营实业物产的，最早还出过一个清代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金矿督办"，到登州海角来"发凿山谷"。我相信当年的"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迹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少资产了。外祖父走的也是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读书，寻机会到国外深造——如果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一场婚姻，外祖父一定会在他二十岁左右出洋。
他当时完全是疯迷了，为了外祖母不顾一切。外祖母只是他们府中一个身材瘦小的使女，他们竟然难舍难分，后来一起从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几年中，外祖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最后跟上一位荷兰籍医生学医，去了欧洲。归来时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双双回到这座小城。这儿处于战略要地，由于有一个港口，又临近一个国内最大的金矿，几派政治力量都在这儿集结、较量。外祖父回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当地政治纷争，我无法从外祖母和母亲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
从他那场奋不顾身的恋爱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个心怀热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来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他宁可让这一辈子波澜迭起、惊险丛生，而不愿重复一种陈腐老旧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希望，就不能害怕牺牲。牺牲对他而言是经常的事情。
我的父亲从小就在他叔伯爷爷——一个官僚商贾身边生活。因为叔伯爷爷没有儿子，就对父亲格外器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以后甚至担任过一支部队的副政委。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脱下军装。
父亲就在担任副政委的前后结识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来说，他来到那个大院，看到那几棵高大茂盛的白玉兰树，顿时双眼一亮。那是一个春天……父亲频频来往于小城和另外几所大城市之间。而今，他所做过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他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中，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只能从外祖母和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点，留在脑海里连缀编织。
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难了。他多少年来都是当地丑恶势力的眼中钉，敌人已经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他"。他们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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