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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