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屋里的地是泥巴垫的，同屋外的亘古冰雪荒原相连。色泽逐渐黯淡下去的核桃被地气一激，犹如迎头泼了一瓢冷水，噼里啪啦地爆裂起来，焦黄的核桃仁就像棉桃似的绽了出来。趁热将略带烟火色的核桃仁放进口里，听见它们将口水炙得吱吱作响，有滚滚的蒸汽在口中蒸腾……不一会，我们便个个吃得口角发黑。
烧核桃吃得多了，有人提议要吃炒核桃仁。这就需要砸壳取仁儿。这回不必破坏公物了，炊事员张大个儿，手掌大得像锅盖，手心捏两个核桃，上下唇一抿，咔吧吧——核桃壳就像玻璃似的碎了。他把桃仁很仔细地摆在一张净纸上，递给我们。
我们快活地围向炉火，紧接着的实际问题是没有炒锅。十八岁的女兵又显神通了，她把铲焦炭的铁锨头卸下来，用雪水拭净了，翘在炉火上。这个简易炒锅像个畚箕，一端敞，一端凹，核桃仁便不安分地在低洼处扎堆，我们便用筷子赶紧拨拉。核桃仁还没熟，筷子尖儿已经黑了。
垂涎已久的炒核桃仁出锅了，正确地讲，是出铲了。费了这么大劲儿，味道却并不见得怎么好，煳的煳，生的生，烟熏火燎地大家叼了几嘴。正不知如何处理这堆黑不溜秋的货色呢，突然有人砰砰敲门。张大个儿局促地走进来，手里捧着一些核桃仁碎屑送给我们，说是刚才匆忙之中没剔干净，这是又用针细细挑出来的。
“哎呀呀！费那个事呢，又不是值钱的东西！这一大堆核桃仁还不知怎么吃呢，怎么又送来了！你愿吃就都拿走，不愿吃就都扔了吧！”我们七嘴八舌地说。
张大个儿很金贵地把生熟两份核桃拢在一处，说：“多么好的东西，怎么能扔了呢！我们老家那个地方不出核桃，都没见过这玩意儿呢！”
“那我们以后发了核桃都给你，你探家时带回去吧！”十八岁的女兵说，我们都赞同地点点头。
张大个儿探家的时候，拎了一个大帆布提包。往长途车上一撂，包里哗啦啦发出类似鹅卵石撞击的声音。
后来，张大个儿回来了。女兵们问他：“你老家的人说核桃好吃吗？”
“说好吃。”张大个儿拍着锅盖大的巴掌说，“俺爹说，闹了半天，昆仑山那里出核桃哇！真是个好地方。”
看电影，挺平常的一件事。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高的藏北高原，这件平常的事就有点不平常了。
二十多年前，我在昆仑山上当兵。部队上千号人，没有那么大的场地，就在平坦的河滩上矗两根杆子，绷上幕布，露天电影院就算搭成了。没有椅子，就把背包垫在屁股底下。打背包的材料，在天暖的时候，我们就用皮大衣。既挺实又防寒，而且高度适宜，蜷着腿挺舒服。但天气太冷的时候，就得把皮大衣穿在身上，由被子来充当椅子的角色。被子薄软，背包带一煞，只有寸把厚。屁股坐下去，砸扁了棉花，人蜷得像只蜗牛，电影还没演到一半，腿就麻软了。治腿麻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理它，由它麻去。要是一理它，痒痛难耐。就算暂且好一些，一会儿又是老样子，白费劲儿。
幕布要在杆子上绑得平直，演出电影来才好看。有时天气太冷，放映员绑幕布的时候使不上劲儿，幕布就垂着，好像兜了汤水的网袋，沉甸甸地悬挂在昆仑山宝蓝色的夜空。遇到有风的日子，幕布又会鼓面似的紧张起来，嘭嘭作响。弧形幕布上的人影有轻度变形，好像隔着玻璃看人那样。首长们坐在中间，看起来人脸走形得不厉害，还可凑合。小兵们坐在偏远的角落，银幕上的人或脸狭长如韭叶，或如猴吃枣似的，腮帮子鼓起一块。一次，一位首长半路出去方便，回来时迂回入场，看见白幕上的英雄人物，“远近高低各不同”，遂发令以后要把幕布绷得如铁皮一样紧，再不许渔网似的懈松。打这以后，大家才算看上了比较真切的电影。有一次演到半截，突然起了风暴，幕布的一角像风筝似的滑脱。正在放映的人脸飞翔在天空，银幕变成了哈哈镜。
昆仑山上看电影也有特殊的乐趣。那时全国都在批判毒草，除了样板戏，别的电影都不让演了。但昆仑山上攒了一大堆旧拷贝，没有追究。原来藏北高原路途遥远，边防哨卡像图钉似的在山坳之中，运上来一次电影胶片，车拉马驮的，费尽了周折。而且在高原转过一圈的拷贝伤痕累累，军区工作站总是最后才把片子送上来，送来了就不打算再要了。高原像一处平静的死港湾，当别处都淹没在风暴中的时候，这里竟泊着一堆奇异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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