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医生的时候，全神贯注地倾听病人的叙述。不只是因为工作的负责心，甚至也不局限于同情与人道——更多的时候是为病人着急，恨铁不成钢。
人体的痛苦，是一种难以描述的状态。比如一个疼痛，就可分为绞痛酸痛胀痛跳痛，撕裂痛压迫痛针刺样痛电击样痛……琳琅满目，不胜枚举。
病人面对自己体内的怪异感受，惊惧愕然之下，无以表达。
然而，医生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知道病人的感受啊！那是诊病的雷达。
许多人因癌而逝。医生叹息：“发现得太晚了。”
人体真的那样缄默吗？我总觉得，即使是潜伏期最长的癌症，在所有的体表恶征未出现之前，在所有的医疗机械尚浑噩茫然之时，肌体一定曾用一种轻微持久却灵敏万分的警报，日夜提示过我们的心灵。
可惜我们不懂生命的语言。
我们无法命名那种感觉，我们就无法传达。
因为无法传达，我们就以为它不存在。
生命便在这种不存在中消失。
语言有多少空白和盲点啊。
单单一个肉体上的感觉，我们就面临描述上的荒芜。彷徨在心灵的荒原，谁知还有多少极地。
有的疼痛，哪怕痛入骨髓，我们可以置之不理。
有的疼痛，哪怕翩若惊鸿，我们不敢掉以轻心。
需要描述。
肉体与心灵。
需要传达。
人和人之间。
面对病人，我怅然若失。他知道自己有了什么，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
面对我，病人欲罢不能。我懂得这个世界，可我不懂得他。
我突发奇想，假如能把人们的神经嫁接，是不是这个世界简单得多了？
这种怪异的念头，当然同医生的严谨水火不容。我只好对谁都不说。
这念头在心中埋了许多年，到了我不做医生的时候，就把它变成了一篇小说——就是《教授的戒指》。
用一枚子虚乌有的戒指，代替感觉，代替传达，以些微补救语言描述的困境。
新体验是旧体验树上新绽开的花。
我做过许多年的医生，自以为已经熟谙了死亡。当我躺到临终关怀医院凹陷的病床上时，才发现我还远远不懂死亡。
国人重生不重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古人传下来的真理，被伟人用语录加以固定，好像生死只有这两极。
绝大多数的人，死得如同鹅卵石，他们是泰山的一部分，却不会飞到天上去，不轻也不重。
我早就想描绘这部分人的死，因为我也在这一类。
感谢《北京文学》，他们的动议像引信，使我的写作欲望爆炸起来，于是有了许多寒风凛烈中的采访，有了许多北京街头的踯躅，有了许多促膝谈心的温馨，有了许多深夜敲击电脑的疲倦……我径直走进将逝者最后的心灵，观察人生完结的瞬间。那真是对神经猛烈的敲击，以至于我怀疑面纱是否不要撩起？一位60岁的生物教授得知我的写作计划说：“我不要看你的这篇小说，不要看！我不想谈论死亡。”
我不知持她这意见的是人群的全部还是个别。也许是因为我还年轻，死亡距离我还远，所以谈起来还有些勇气，少年不知死滋味。
那更要赶快谈了。人到了畏惧死亡的那一天，死亡可就真真同我们摩肩擦踵。
还有那些陪伴将逝者的善良人们，我深深地为他们所感动。感动在某些人眼中，似乎是一种低级体验，却是我写作时持久的源泉。唯有感动了我的人和事，我才会以血为墨写下去，否则便不如罢笔。这感动是有严格界限的，对个人尤为苛刻。我会经常为一些私事苦恼，它可以纠缠我，却不会感动我。或者说我尽量不让那些只属于个人的悲哀蒙住我的双眼。个人的情感只有同人类共同的精神相通时，我以为它才有资格进入创作视野，否则只不过是隐私。
在这篇名为《预约死亡》的小说里，没有通常的故事和人，只有一些故事的片断像浮冰漂动着。除了贯穿始终的那个“我”，基本上是我的思维脉络，其他为虚拟。一位朋友说：“你跑了那么多次，录了那么多音，做了那么多的笔记，看了那么多的书，甚至躺在死过无数人的病床上……我告诉你，你身上一定沾了死人的碎屑。在付出了这么许多以后，你却写小说。小说没有这么写的，小说不是这么写的。写小说用不着这么难。”
但我这篇小说就是这么写的，在付出了和一个报告文学家不敢说超过起码可以说相仿的劳动之后，我用它们做了一篇小说。我在书案前重听濒危者的叹息，不是为了写出那个老人操劳的一生，只是为了让自己进入一种氛围。故事是经过提炼的，氛围绝对真实。我把许多真实的故事砸烂，像捣药的月兔一样，操作不停。我最后制出一颗药丸，它和所有的草药茎叶都不相同，但毫无疑义，它是它们的儿子。至于它是它们的精华还是它们的糟粕，那在于我提炼的手艺好孬，与我的主张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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