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做任何事情前，当然应冷静地想想自己的底儿怎样。我当医生很自信，我是个态度与医术都不错的医生。可是要写书了，心中没有了底。因为我没读过大学中文课，写作的底子又薄，于是我决定在从医的同时，自学电大中文系的课程。电视大学的教学方式很好，采取一种开放的、灵活的教授形式，我只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把要三年学完的课程全部读完了，而且成绩还很好。
那时，我一个学期主修了九门课，老师感到惊奇。因为脱产的学生一学期一般也就能学完五门课。由于我的学习态度好，不是为文凭，而是为了积累自己的本事，为了把那些刻骨铭心的阿里生活早些写出来告诉世人，所以在学习上不敢有丝毫懈怠，有些知识老师说不重要（对考试而言），我仍然认真对待它。
1986年，在我三十四岁时，我开始了小说《昆仑殇》的写作。我把这部小说的结构、语言、情节、故事、人物、对话等等小说必备的要素，都想得比较清楚，然后再把它组合起来。由于写的是我的生活真实经历与感受，所以写得很顺利、流畅，一气呵成。
小说写成后，面临一个大问题就是向哪家出版社投稿。我的朋友、亲戚都来帮我出主意。当时，大家有一种担心，怕和出版社没有关系，出版社不理睬我的稿件，大家纷纷帮我找关系。而我这时反而十分冷静，我决定什么后门也不找，我就是要拿着自己的稿件，请素昧平生的编辑部的人来鉴定我的作品。我写这部小说，是因为我热爱曾经有过的生活，热爱写作，没有任何功利思想，是受一颗圣洁的心灵的驱动。如果在我热爱的事业中，掺进我不喜欢的举动，这就是对我圣洁心灵的亵渎，我不能这样做。于是，我把稿子投寄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份刊物——《昆仑》杂志，这是全军唯一的大型文艺刊物。
稿子寄出后，大概是第三天，我得到出版社的回信，上面写着：“毕淑敏同志，来稿收到，当日读完，被本文庞大的气势和沉重的主题所震撼，请速来编辑部。”并要求我携同丈夫一起去编辑部面谈稿件修改事宜。这使我大惑不解，为什么这事还要丈夫保驾。后来，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告诉我，他们当时看到这篇小说后，觉得写这篇作品的作者至少有十年以上的创作经验，他们不相信作者是一位初学写作的人；另外，文中写到的那种艰苦卓绝的军旅生活，不可能出自一位女作者之手，怀疑是我的丈夫替我写的。在编辑部交谈的过程中，讲到每个细节，我侃侃而谈，而我的先生在一旁则进入了半睡眠状态，他们相信了。这就是最初写作与出版的过程。
顺便提一句，从那时起至今，在十年写作的时间里，我写了不少小说与散文，大约两百万字。其间，我觉得自己的文学功底还须加厚，就又去考研，攻读了文学硕士学位。
女学生：
您的作品写了许多震撼人心的人物，他们在现实中是否都有生活原型？一个作家怎样才能写出对公众有益的好作品？
毕淑敏：
我的作品如果是散文，基本都是真实的，因为散文往往是人的真情的表达，它以真实为前提，真实是散文的一种品格。而小说体裁，会有一些虚构的人物、场景、情节、故事，等。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都是心灵深处有感而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者在散文、小说中表达出来的情感都是真实的。
谈到如何把作品写好，我赞同一位老作家的意见，作家应该把对于人的关怀和热情、悲悯化为冷静的处理，作家不是牢骚满腹、呻吟颤抖、刺头反骨、躁狂的“伟人”。我借用这话来说明作家的社会责任，或者讲作者写作应有的态度，没有这种责任和态度是难以写好作品的。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这话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其实在生活中，我们对周围发生的事，虽有多种多样的看法，重要的是能发现一些新见解、新认识。作为作者或作家，一定要在自己的文章中表达和凸显自己独特的认识。一个作品最忌讳没有新意，只是重复别人的陈词。
比如，人对死亡的恐惧是一种普遍心理，我作为一名医生，行医二十多年，看到人在生命的晚期，那种苍凉、恐惧的表现，对活着的人和即将离去的人心理压力都是极大的，因此，我写了《预约死亡》这篇小说。我把死亡看成人成长的最后阶段，死亡不是不可思议的，而是很正常的生命现象。对于死亡，人们应有一种冷静、镇静的态度，从而尊严地度过一生，尊严地走过人生的最后阶段。这是我的见解，这是我作为作家要用笔传达的对死亡的关怀，对人健康心理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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