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白帆质问王局长：“谁也没有让你交代这种事，你为什么主动这样做?”
王局长回答说，“我要是不交代你却交代了呢?你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对那位柳彤同志。”两人的话都很实际，比之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私情，真是无情至极，可也不能说他们谁对谁不对。
白帆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后柳彤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到白帆这里进行外调，白帆也不会沉不住气，外调的人刚说了一句：“柳彤把什么都交代了……”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柳彤不那么彻底的交代，完全彻底地交代出来。白帆其实是个非常坚硬的女人。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大局。换了胡秉宸，无论如何不干这样的蠢事。其实白帆自己也不十分肯定，她不屈不挠地掰着指头，对月经期以及往返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日期进行细算，以确定孩子的所属权，但让胡秉宸一声“你还有没有廉耻!”的咆哮，吓得无法研讨下去。他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应该尴尬。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了，连这种事情也能这样不动声色地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样唯物主义的讨论。
胡秉宸不止一次地说：“难怪你当初不让他姓我的姓，而是姓了个杨!杨柳，杨柳，杨后藏着‘柳’，再加上个‘白’，真是藏头诗式的好名字。”
比起白帆在得知他和其他女人关系后的不依不饶，他实在有权就此结束和白帆的关系。但是想到“楷模”的营造，他只能忍痛，对此忽略不计，与白帆相安无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他从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关节。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到医院查一查血，做一个亲子鉴定，就能迎刃而解。可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胡秉宸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们都应该是“模范家庭”。不过名字的问题，实属偶然。没姓胡秉宸的姓，当时只是出于地下工作的考虑。
幸亏组织上考虑到白帆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不但对群众封锁了这条消息，还从她和胡秉宸的家庭幸福考虑，对胡秉宸也封锁了这条消息。胡秉宸始终不知道白帆还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然这肯定又会成为他的一个杀手锏。政治运动何止在政治上将人置于死地，也让很多人为这些算不了什么问题的问题，丢尽脸面。
即便如此，白帆对“运动”并不生恨，只是日后在吴为介入她和胡秉宸的关系时，她才想到，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正是这样混淆了革命和不革命的高低贵贱，抹杀了这一等人和那一等人之间的区别，从而使吴为这种人有了和她分庭抗礼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她拿着私生子的把柄修理吴为。
时势不但造英雄，也给白帆造出一个忠心耿耿的丈夫。
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多次有机会去上海，也多次经过那个一夜销魂的饭店和百乐门，还有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做过多次掩护的姨夫家，却是过门不入。尽管里面住着他曾经为之情迷，几乎导致和白帆的分手以致闹到组织出面干预的表姐绿云一天到晚画着双妹雪花膏之类的广告，并把广告上的女人，各个画得像她那样丰满开放，也有些许俗艳的表姐婀!那么对吴为呢?也许从胡秉宸初始写给吴为的几封信，可以探出他的心迹。自吴为成为作家后，胡秉宸就开始给她写信，比之从来不给她留下片纸只字的过去，可以说是零的突破。而七三年使他和吴为角色互换的那封信，只能算是与白帆的合作。这些信既无抬头也不具名，内容更是含糊，好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二人自然心领神会。即便如此，对于把前程看得很重的胡秉宸来说，为这些信还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A．《人民日报》一篇十分动人，我怀疑火车站一篇能否比这篇更成功，因为境界到底不能比。也许你有什么鬼办法。《人民日报》一篇好在“短”，好比一座又端庄又妩媚的小山头，刚刚走完，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转过去，还有一座!而每座山头之间又没有什么冗长、平淡的路要走。使人读了余音袅袅。
读者
B．不要再打电话来，也不要再这样写信，不论你怎么“亲启”、“内详”都是一样。我每天收到若干封信，也有写“大人”亲收的，也是一样按公文程序处理。至手电话，参加听的人至少有一打，还不算那一头的，徒然增加许多麻烦。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问好。所以首先是不要这样打电话和写信。你那个火车站的主题，我看有些像十九世纪的东西。什么“传宗接代”!都是十九世纪的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有什么“统一论”!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这里，二三十年内也要成为历史陈迹。那些电影喽小说喽，只在人们怀旧时才去看看，读读。老太太们叹一口气，说声今不如昔。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要不存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是无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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