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却难了。每个人在掏腰包施舍之前，难道还要雇个私人侦探，一一查访乞丐们的收入情况吗？
朋友正色道，这正是现代社会的为难之处。农耕社会，谁个穷、谁个真无助，十里八乡的人都心里有数。进入信息社会了，人员大量流动，我们知道火星几日几时几分大冲，一般人却无法掌握乞丐们的真实背景。
我说，那怎么办呢？有些乞丐挡住你的路，展示他们的残疾和可怕，吓得你不得不扔钱。几个人同行，若你袖手而过，就显出小气和不仁，压力也挺大啊。
朋友说，我是从不在马路边施舍的。那样不是仁慈，而是愚蠢。当然了，我不敢说马路边的每一个人都不该救助，但救助也要有现代的意识。你给了一点儿钱，他就叩头，他靠出卖尊严得到金钱，你收获了廉价的欲望满足。你的那几个小钱，是不配得到这样的回报的。他轻易地以头触地，因为他已不看重自我。那种靠展示生理恶疾来压榨人们的感官，更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和逼迫。利用丑恶博得金钱，古来就被称为“恶乞”，为人所不齿。如果你辛辛苦苦挣来的钱却助长了不良之风，不正与你善良的愿望相悖吗？
我听得点头，又问，那我们该如何施舍呢？
朋友说，要有正式的慈善机构来负责这些事务。它要接受各方面的监督，来有来路，去有去向，一清二白才能把好钢使在刀刃上，又省了普通民众的甄别之难。
从那以后，我可以坦然走过乞丐身旁，对那些慷慨解囊之人不再仰慕，对那些扬长而去之人也不再侧目。当然了，也积极向正规机构捐助，并期待他们的清廉。
文学浮动于金钱与卑微之中，躯体已被湮没，只剩下一颗苍老的头颅。
这是一个崇尚“轻”的时代，从太太的体重到人生的信仰，从历史的评说到音乐的节奏，以“轻”为美已成为风范。
究其原因，我们的共和国虽说年轻，业已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战争的瘢痕上已开满了鲜花，关于火与血的故事已羽化为神话。世界上两大阵营的消弭，使我们在瞬间模糊了某种长期划定的界限。当人们发现以往的沉重已无处附丽，就掉转头来寻觅久已遗失的“轻松”，是反叛，也是回归。更不要说“文化大革命”中样板戏的“高、大、全”，让许多人以为那就是崇高。
人心世道发生了大变化，人们在一个充满阴霾的早上发现金钱是那么可爱。中国人喜欢矫枉过正，因为我们的人口多。大家同时发现了一个真理，同心协力、“人多力量大”的结果就是把它逼近谬误。一位研究历史的长者对我说，这一次金钱大潮对知识分子信仰冲击的力度，甚于历次政治运动。那时是别人看不起你，这一回是让你自己看不起自己……
于是蔑视崇高成为一种“时髦”。
人们不谈信仰、不谈友谊、不谈爱情、不谈永远。人欲横流、物欲横流被视为正常，大马路上出现了一位舍己救人的英雄，人们可以理解小偷，却把救人者当作异端……
文学家们（请原谅我把一切舞文弄墨的人都归入其内）便有了自己的选择。
于是我们的文学里有了那么多的卑微。文学家们用生花妙笔殚精竭虑地传达卑微，读者们心有灵犀地浅吟低唱领略卑微。卑微像一盆温暖而混浊的水，每个人都快活地在里面打了一个滚儿。我们在水中荡涤了自身的污垢，然后披着更多的灰尘回到太阳底下。这种阅读使我们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原来世界已一片混沌，我们不必批判自身的瘰疬，比起书中的人物，我们还要清洁得多哩！
崇高的侧面可以是平凡，绝不是卑微。
福克纳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说，诗人和作家的特殊光荣就是“提醒人们记住勇气、荣誉、希望、自豪、同情、怜悯之心和牺牲精神，这些是人类昔日的骄傲。为此，人类将永垂不朽”。
这就是伟大作家的良知。
面对卑微，我们可以投降，向一股股浊流顶礼膜拜，写媚俗的文字、趋炎附势的文字，将大众欣赏的口味再向负面拉扯，一边交上粗劣甚或有毒的稗子，换了高价沾沾自喜，一边羞答答地说一句“著书只为稻粱谋”。其实若单单为了换钱，以写字做商品最慢，而且利益菲薄。稿费的低廉未尝不是好事，在饿瘦了真正的文学家的同时，也饿跑了为数不少的混混儿，起到了某种清理阶级队伍的作用。
其实卑微并不是我们的新发现，它是祖先遗传给我们的精神财产，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伴随我们的整个历史。在文学作品中，它也始终存在，只是从未做过主角。好比鲁迅先生鞭挞过的“二丑艺术”，就是一种形象的卑微。二丑什么都明白，表面上唯唯诺诺，背后里指点江山，但他们依旧为虎作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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