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抗卑微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人是一种构造精细又孱弱无比的生物，对大自然和对其他强大生物的惧怕，使人类渴望崇高。
我很小的时候到西藏当兵，面对广漠的冰川与荒原，我体验到个人的无比渺小。那里的冷寂使你怀疑自身的存在是否真实，我想地球最初凝结成固体的时候大概就是这样。山川日月都僵死一团，唯有人，虽然幼小，却在不停地蠕动，给整个大地带来活泼的生气。我突然在心底涌动着奇异的感觉——我虽然如草芥一般，却不会屈服，一定会爬上那座最高的山。
当我真的站在那座山的主峰之上时，我知道了什么叫作崇高。它其实是一种发源于恐惧的感情，是一种战胜了恐惧之后的豪迈。
也许是青年时代给我的感受太深，也许我的血管里始终涌动着军人的血液，我对于伟大的和威严的事物有特殊的热爱。我在生活中寻找捕捉蕴含时代和生命本质的东西，因为“崇高”感情的激发，有赖于事物一定的数量与质量。我们面对一条清浅的小河，可以赞叹它的清澈，却与崇高不搭界。但你面对大海的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澎湃会激起你命运的沧桑感。我这里丝毫不是鄙薄小河的宁静，只是它属于另一个叫作“优美”的范畴。
我常常将我的主人公置于急遽的矛盾变幻之中。换一句话说，就是把人物逼近某种绝境，使他面临选择的两难困惑。其实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会遭遇无数次选择。人们选择的标准一般是遵循道德习惯与法律的准则，但有的时候，情势像张开的剪刀刈割着神经，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眼前的窘境。在这种犹疑彷徨中，时代的风貌与人的性格就凸现出来。人们迟疑的最大顾虑是害怕选择错了的后果，所以说到底，还是内在的恐惧最使人悲哀。假如人能够战胜自身的恐惧，做出合乎历史、顺乎人性的抉择，我以为他就达到了崇高。日新月异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层出不穷的“选择”场地，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幸运。
我常常在作品里写到死亡。这不单是因为我做过多年医生，面对死亡简直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且因为崇高这块燧石在死亡之锤的击打下，易于迸溅灿烂的火花。死亡使一切结束，它不允许反悔。无论选择是正确还是谬误，死亡都强化了它的力量。尤其是死亡之前，大奸大恶，大美大善，大彻大悟，大悲大喜，都有极淋漓的宣泄，成为人生最后的定格。中国有句古话，叫作“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是说人临死前爱说真话，死亡是对人的大考验。要是死到临头还不说真话，那这人也极有性格，挖掘他的心理，也是文学难得的材料。
我常常满腔热情地注视着生活，探寻我不懂的事物，对世界充满好奇。我并不拒绝描写生活中的黑暗与冷酷，只是我不认为它有资格成为主导。生活本身是善恶不分的，但文学家是有善恶的，胸膛里该跳动温暖的良心。在文学术语里，它被优雅地称为“审美”。现如今有了一个“审丑”的词，丑可以“审”（审问的审），却不可赞扬。
当年我好不容易爬上那座冰山，在感觉崇高的同时，极目远眺，看到无数耸立的高峰，那是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交界的地方。凝视远方，崇高给予我们勇气，也使我们更感觉自身的微不足道。
因为山是没有穷尽的。
哭泣是一种本能，古代人却害怕它。因为哭泣代表着一种极端状况的发生，人们本能地回避。
我说过，自己在妇产科工作时经手接生过很多婴儿。假如是顺产的孩子，他们降生后的第一反应就是号啕大哭。其实，这种音响的本质不应该被称为“哭”，他们从温暖的子宫降生到外界，感受到了寒冷，再加上压力骤然解除，肺部扩张，强力地吸入空气，就发出了人们称为哭喊的声音。实话实说，这种啼哭并不哀伤，只是一种体操。
我觉得真正区分哭泣的哀伤程度的，是眼泪。
其实哭是可以分成两种的，流泪的和不流泪的。没有眼泪的哭泣，更多的是压抑。只有那种泪流汹涌、滴泪沾襟的哭泣，才有更大的宣泄和排解压力的作用。
洋葱也会让我们流泪，不过这种泪只是一些成分简单的水分。而人们因为悲伤流出的泪，含有大量的激素。
悲伤或愤怒的眼泪包含着脑啡肽，是大脑缓解疼痛的溶解剂。哭泣触动了分泌与释放激素的化学物质，排出了造成压力的激素。这是一种宝贵的外分泌过程。我们要找回哭泣的能量，好好利用这个武器。眼泪能排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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