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长篇小说，是一个作家的光荣与梦想（绝无贬低专写短篇小说的大师的意思）。几年前，当我决定开始写作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时候，具体写什么内容，一时拿不定主意。经过多年储备，很有几份材料是可以写成长篇小说的。它们像一些元宵的胚芽，小而很有棱角地站在我的糯米面箩里，召唤着我，期待着我均匀地摇动它们，让它们身上包裹更丰富的米粉，缓缓地膨胀起来，丰满起来，变得洁白而蓬松，渐渐趋近成品。
委实有些决定不下。想写这个，那个又在诱惑；放下这个，又觉得于心不忍。后来我很坚决地对自己说，既然对我来说哪个都敝帚自珍，就想一想更广大的人更迫切需要什么。我是一个视责任为天职的人。这样一比较，对于毒品的痛恨和有关生命的哲学思考，就凸现出来。也许是我做过多年医生的经历，同病人携手与死亡斗争，我无法容忍任何一丝对生命的漠视与欺骗。也许是我在海拔5000米的藏北高原当兵的十几年生涯，使我痛感生命是那样宝贵与短暂，发誓永远珍爱保卫这单向的航程。
一位屡戒屡吸的女孩对我说，她是因为好奇加无知，才染上毒瘾的。我说，报上不是经常宣传吗，你为何置若罔闻？她说，我们不看报，看了也不信。如果你能写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让更多的人早点读到，也许可以救命。
我不相信文学有那么大的效力，就像我当医生的时候，不相信医学可以战胜死亡。但生命本身，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过程。我要用我手中的笔，与生命对话。
整个《红处方》的写作，是离开北京，在我母亲家完成的。有朋友问，你写作此书的时候，是否非常痛苦与沉重？我说，不是。当我做好准备进入写作状态时，基本上心平气和。我知道要走到哪里去，何地迂回，何地直插，胸中大体有数。长篇小说是马拉松跑，如果边设计边施工，顿挫无序，是无法完成整体设计的。
每天早晨按时起床，稍许锻炼后，开始劳作，像一个赶早拾粪的老农。母亲为我做好了饭，我不吃，她也不吃。在这样的督促下，我顿顿准时吃得盆光碗净，好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大约三个月后，初稿完成了。我把它养在电脑里，不去看，也不去想。又大约三个月后，最初的痕迹渐渐稀薄，再把初稿调出。陌生使人严格。看自己的东西，好像是看别人的东西，眼光沉冷起来，发现了许多破绽。能补的补，能缝的缝，当然最主要的是删节。删节真是个好帮手，能使弱处藏匿，主旨分明。
书出版后，很多电视台来联系改编电视剧的事，前后大约有几十家吧。天津电视台的导演和制片人，往返多次，同我谈他们对小说的理解，我被他们的诚意感动，说，那我就把《红处方》托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郑重地把这件事做好。
我想表达对生命的悲悯与救赎。
中国人对灾难的“翻译”，表现了一种漫不经心的徐缓。日本人则要直截了当、咄咄逼人得多。我小的时候，就对礼堂里的“太平门”三字百思不得其解。问了大人，说那是一扇平日里用不着的门，不用管它就是了。
从此我看太平门的目光，就是懒洋洋的。潜意识里，甚至觉得它是一个赘物。
日本人斩钉截铁地将它命名为“非常口”，表明它是在非常时期的一个出口。试想哪一个人面对着“非常”二字，敢掉以丝毫的轻心呢？！
一个“太平”，一个“非常”，表达的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我们寄予的是最后的美好期望，日本人指出的是当前严峻的形势。现实比希望更加有力。
再如保险业。我们将它译为“保险”，给人一种冬日暖阳般的放松感、安全感。东洋人惊世骇俗地直接定名为“日本火灾”“日本生命”，令人凛然一震，顷刻绷紧了全身的神经。我们宣布的是危机结束后的善后安抚事宜，他们警告的是灾难爆发时的巨大伤害。对于预防抵御灾难来说，毫无疑问，后一种状态比之前一种状态要强大机敏得多。
也许这只是文字游戏，但文字上也确实是有游戏的。在日本任何一架电梯里，都在显要位置标明：
当遇到地震、火灾等灾难时，切不要在电梯内避难。不要继续使用电梯！
这当然是极对的。灾难时，一应电器的使用都应禁止。克拉玛依大火，若不是因电动卷帘门失灵，原不会有那么多鲜花萎地。但日本产的电梯到了中国，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这一行性命攸关的字样。
我不知是什么人用什么样的橡皮，擦掉了对于灾难的提醒和忠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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