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视灾难，也许是制伏灾难最好的角度。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写一本这么厚的书。”
张海迪对我说。
这本书——《轮椅上的梦》，整整32万字。作为同是参加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代表，我们在21世纪宾馆第十六层的一个房间促膝交谈。俯瞰夜色中的北京，烟雨蒙蒙，灯光璀璨。
张海迪身穿银灰色牛仔上衣，胸前绣着温暖的迎春花。下着黑色浅条纹西裤，肉色丝袜，小巧的黑皮鞋，鞋袜和裤腿，纤尘不染，因为她永远不能站起来。
原以为自己会看到一位轮椅上的贵族，花环和鲜花。但在这个凄清的夜晚，得以在咫尺之内观察张海迪，我那颗作为医生和女人的心，为之战栗。
在那些美丽而典雅的衣服之下，包裹着一具高位截瘫的躯体，只有第二胸椎平面以上才有感觉。打个残酷的比喻，张海迪实际上只是个半截人，像一座半身胸像。
海迪的妹妹小雪陪伴着她。小雪很高，我一米六八，她比我还高。小雪对我说，海迪出生时九斤重，幼年时高大而健康。看着轮椅上的张海迪，我心中黯然。无情的疾病将她拦胸砍断，并不罢休，似乎它想试一试，在这个孱弱的女性身上，究竟还蕴藏着多少力量。1991年1月，张海迪在上海进行手术，被确诊为黑色素癌。
她的脸上，残留着手术后的巨大瘢疤，即使在灯光下，也很触目。她的手背上，有为了写作而磨砺出的茧子，厚硬如田间耕作的老农。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学西班牙语。”
张海迪对我说。
她已经通晓英、日、德、俄、朝鲜、世界语等六种语言。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办油画展。”
张海迪对我说。
她的手很美，这几乎是她身上唯一同健康人相似的部位。就是用这双手，为孩子们理发，替姑娘们裁衣，给病人们扎针，写了八本书。
“假如我能活下去，我还要弹钢琴。”
一个又一个的计划，从张海迪苍白的嘴唇吐出来，像鸽群似的展开翅膀，飞往窗外广袤的夜空。
命运像一把悲壮的铁锤，击打着张海迪残缺的身体。她的意志在这铁与血的淬炼中，锻造得无比坚强。
只有一刻，她清澈的双眸蒙上凄凉。“你有一个儿子，这多幸福……”她轻轻地说。
张海迪已经浓重地感觉到了死亡的阴影。在最后告别的“21世纪文学之夜”的晚会上，她深情地对大家说：“我给大家唱一支歌。假如有一天我不在了，希望你们能记住我的歌……”
她唱的歌的歌名是《好人一生平安》。
海迪在给我的书上写道：“亲爱的淑敏大姐留念，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吧！”
海迪，我祝你永远平安！
新的世纪来了，人们对这个世纪有很多预言。假如记录在案，将来统计一下，看有多少命中率？我有一个小小的预言，估计猜中的概率是很高的，那就是——从上个世纪跨入这个世纪的人，绝大部分无法再跨越到下个世纪去。
你必将死于这个世纪。这不是一个咒语，是一个现实。
哪怕是出生在上个世纪的最后一天，他或她要进入下个世纪，年龄也将超过100岁，老寿星毕竟是有限的。
我们将死在哪里呢？
首先我不希望自己死于战场，我希望世界持久和平。其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恐怖事件。再次是不希望自己死于交通事故。最后是不希望自己死于天灾和瘟疫。我可以欣然接受自己死于自然规律，死于理智选择过的自我终结，死于我认为有必要付出自己生命的事业。
我的爷爷生于19世纪，死于20世纪的农村。他是死在自己的家里，死的时候很平静。我的父亲死于20世纪的末期，他是死在城市的医院里，全家人围绕在他的身边。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死亡悄悄地从家中转移到了医院。如果一个病人，死在家里，人们会遗憾地说：“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人就……”
人需要到医院里去死，几乎成了文明进步的重要指示剂。现代社会的成就之一就是让死亡从日常的家居中消失，医院的白大衣如同魔法师的黑斗篷，铺天盖地罩住了死亡，死亡变得日益神秘和遥远。
然而，死亡没有走开。它静静地坐在城市的长椅上，耐心地等待着某个适当的时机，把你悄悄地领走。
于是想，面对每个人都必然遭逢的死亡，医院是否是我们最好的终点驿站？
如果有人问：“你希望死在哪里？”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死在家里。”
耽美书斋推荐浏览： 毕淑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