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走红的年轻一代导演，可以对谢晋的电影艺术有这样或那样的看法。我只想说，这一代人中的绝大多数在今天这种至少是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有几位能达到谢晋的人格高度？据说中国电影现在在“呼唤大制作”，说穿了就是要大投入，但中国电影每年统共才有20亿元市场，10亿被国外进口的“大片”取走，剩下的10个亿由年生产的100部中国电影来分，这样算来大投入怎能收回成本？那么怎样挽救中国电影？据我看，“谢晋模式”今天应有更重要的意义，值得好好汲取。
谢晋和我一样，是个“主题先行”者，这也常常被人诟病。其实，“主题先行”与信马由缰，跟着感觉走都能出好作品。具有历史使命感，以民族国家命运为重的艺术家，其感觉总是引导他不由己地就选择与民族国家的命运有关的题材，即通常所谓的“重大题材”。当然，“重大题材”并非写“大人物”或大场面，鸦片战争是重大题材，在农村老汉和一条狗身上也可折射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所以，这类艺术家的“主题先行”，与“文革”提倡的“主题先行”完全是两码事，实际上是一种深层的“跟着感觉走”。谢晋在他从影5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在《拉贝日记》之后，他一定要拍一部反映“文革”的电影出来。他这艺术宗旨也是我一向遵循的，大概这就是为什么他又将我的另一篇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拍成名曰《老人与狗》的电影的原因。“文革”应该是中国电影一个挖掘不尽的题材，遗憾的是这类成功的中国故事片可说一部也没有，以致这一代年轻人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这一段很重要的历史毫无印象。我以为这简直是中国艺术家的失职。张艺谋拍了很多被人叫好的影片。我问过周围的人，几乎都说最喜欢的却是他的《活着》（从盗版的光碟看到的）。为什么？这说明人们还是喜欢“重大题材”。如连续放映谢晋的一系列影片，从题材到题材产生的环境，都能与中国当代史的一部分挂起钩来。谢晋的电影不仅有“气”、有“神”，还有对民族命运的深沉的关怀。
（原载上海《文汇报》）
张贤亮：可以这样说，写作、办企业都是我的副业，正业是我这一生的经历。我给附近的农民提供5万至8万个就业机会，影城有上千人靠我吃饭。我当作家时，不可能有50万人都看过我的作品，但现在每年却会有50万人来看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与同时代的人相比，我感觉上天对我不薄，要知道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千千万万人死掉了，千千万万个活下来的人中，也没几个达到了我今天的成就，这些都是上天对我的眷顾。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财富，就是我比一般的人拥有更多的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经历。我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一部厚重的小说。我曾经在小说里写过，我感谢命运或者是上帝给了我这么一个丰富的人生经历，我死而无憾。
岁月剪影：
1950年代初读中学时，我开始文学创作，1955年来到宁夏，任文化教员。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诗歌《大风歌》被打成“右派分子”，在贺兰县西湖农场和银川市郊的南梁农场劳动改造达20余年。1979年彻底平反恢复名誉，重新执笔。代表作有：《灵与肉》、《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以及长篇文学性政论随笔《小说中国》。
1993年初，作为文化人创办华夏西部影视城有限公司。如今，华夏西部影视城公司下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已成为宁夏重要的人文景观和旅游景点。
在镇北堡西部影城，你有时很难分辨是演戏还是生活：一边有剧组扛着摄像机在拍戏，一边是穿上戏装的游客在表演“模仿秀”。“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的标语和“来时是游客，走时成明星”的广告语挂在城堡外的广告牌上分外耀眼。
在《大话西游》中唐僧受难的火刑柱和牛魔王府邸的中间，有一座与整片荒漠混为一体的黄土堆砌的二层小楼。外院是影视城办公室，内院是私宅。正房门前的一块匾上醒目地写着：安心福地。这是我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我在这里已经有16年了。
时下大家关心的生活与问题:
有记者提到，你写的小说越来越少了，距离上一部长篇小说《青春期》，你已经有10年没有长篇小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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