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我已经写好了一部关于五代人的家族史的长篇小说，一直放着反复在改。说实话，我挺担心以前的那些读者会对我有过高的期望值，这部小说发表出版会让他们失望，因为现在的读者的趣味已经被电影、电视剧改变了，他们能够安静地坐下来看一部和现实无关的小说吗？现在的文学评论也有问题，不够宽容，评论家不读小说，不关心小说的思想、主题，随便翻翻可以写一大篇评论来，另外一种就是骂派批评，动不动就语出惊人，抱着找不是的态度写文章，还有人身攻击，太极端了。所以我不急于发表作品。
中国文学后起的一代，比我们年轻的，他们已经创作出非常好的作品。要想对自己超越，要想在文坛上继续引起关注，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一个作家没有发表东西，不代表着他不在写作。现在写东西，时间不是问题，自我挑战才是最大的问题，《亚洲周刊》评选20世纪100位优秀作家有我一个，100本优秀小说也有我的作品。我经历了那么多的沧桑，所以我写小说不再对故事、情节感兴趣，而是对人的命运、对人的生命现象感兴趣，而这个东西是适合写哲学论文的，很难把它写成小说，我的困难就在这个地方。我现在要超越这些作品有困难。
我的小说，万变不离其宗。我一直在想，我们总在提社会进步、人类进步。而一个人的灵魂，就是一个基因，穿行在五代人的肉体上，不管时代、环境怎么变化，它的内在其实是没有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社会里的沉浮，他的行为、个性、性格、为人处事是没有什么变化的。
在这个思考的背后，我讲述的是一个时间跨度100多年的家族五代人的故事。活到这个年纪，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写这种东西比较适合，对生活命运都有了一些体验。在小说里我一直在关注着这个变化中的社会，关心着人的命运。
我相信命运，我的命运决定了我能写出什么样的东西，写到什么程度。另外我认为，伟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时间。10年过去了，与我同时在文坛上竞技的同辈人也没有看到他们写出伟大的作品。
又有记者问：你在2005年1期《收获》专栏《亲历历史》中发表的《美丽》，又是讲述一个“文革”的故事，过去了那么多年，你为什么一直在讲述这个主题？
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一辈子的主题，因为这就是我的命运，无论是此前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等，还是《青春期》，都笼罩和纠缠在这样的记忆中。
虽然从政治角度来看“文革”结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这样的阴影并没有消除，我们没有来得及对这场革命给人心灵造成的伤害、摧残进行清理，甚至，我们都忘记了这沉重的一页，我们经历的一切被遗忘了。
米兰·昆德拉说过，记忆与遗忘的斗争，就是真理与强权的斗争。我写作完全是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艰难岁月，和那时中华民族经济接近于崩溃边缘的状态，在小说里表现出来，为的就是不让那段岁月再重演。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走过什么样的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在那十几年里，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宝贵部分，它影响我一生，也影响到我的家庭，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我怎么可能忘记这些经历呢？如果有人读我的作品，对那段历史有所认识，那我将非常高兴。因为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为什么不买日货这篇文章是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的背景下写的，我写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现在的人对历史的遗忘，我在文章里发表了这样激愤之辞，但是后来我发现很难做到这一点。现在在这个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个国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不过我总是想强调我那篇文章的后记里的犹太人的一句寓言：“斧头被发明以后，森林害怕得发抖。神对森林说：只要你不给他提供柄，他便不能伤害你”。因为成长的环境和历史、文化原因，我们这一代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社会和政治都会影响到你，然后它成为你生命里的一部分。
中国文学现在已进入一个很正常的状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文学曾在中国社会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文学被压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弹，聪明人都在搞文学。那时候中国文学担当了一个思想解放的作用。我很有幸地成为这个先锋队中的一员。后来社会出现了其他机会，他们就去忙别的去了，我们现在说文学进入了边缘化，不如说中国作家都需要这样一个调整和适应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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