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认为我们现在仅仅“深入生活”还不够，还必须“创造生活”。我们作家不能只满足于深入别人的生活，更应该在这正起着深刻变革的时代中于非文学的领域内也以具有鲜明的变革现实的意识去创造生活。我们常说作家应该是思想家，而思想家的特点正在于他要创造性地掌握历史和在现实中体验历史。我很赞同意大利共产党的领袖、马克思主义考葛兰西这样的观点，即：真正的思想家不能不是实践家，也就是说，他是一个积极改造周围世界的人。即使从艺术的角度来说，我们知道，丰富的想象力来自艺术的启示、生活和体验与记忆。但这里所说的生活不是别人的生活，而是自己的生活；属于别人的不论多么激动人心、可歌可泣的生活都不能代替自身在某一领域中哪怕是进行微小的变革的感受。如果用我惯常开玩笑的口气说的话，我建议你去当一个劳改农场的场长，建议国文去当一处铁路分局的局长，建议文夫去办一个饮食公司或旅游公司，建议骥才搞一家美术广告公司，建议子龙真正地去当“乔厂长”……以施展作家对未来发展图景的想象，把我们变革现实的热情化为现实或局部化为现实。经济转型的过渡时期正是创业精神最旺盛的时期。作家亲身投入创业中去，我以为只有助于我们表现时代和再现历史，而不会贻误我们职业的使命。
至于我，我要和我区的同志们一起办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刊物——《文学家信息》。基于对我们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在现代都面临着一个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调整知识结构和知识更新这种认识，基于我们现在的信息生产突飞猛进，以致许多人被知识的海洋所淹没却又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必需的知识这样的现状，这家刊物专为作家、业余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从知识的海洋中提取必需的知识。也就是说，这家刊物专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来广泛摘编文学、艺术、哲学、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历史学、地理学、宗教、民族和国际政治等等方面的信息，以及介绍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比如正在发展的空间科学、生物工程和海洋工程的新情况。它将成为一套专业性较强的资料；它不追求趣味性和新闻性，只注意努力扩大文学工作者与文学爱好者的知识面，要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与文学的边缘上形成一门边缘科学，以促进和便利创作、研究、评论和阅读文学作品。
现在，我们自治区领导对办这个刊物的计划也感到兴趣。可是要把这个计划变为现实，肯定有许多想不到的困难。但正因为有“想不到”，才能激发起活力，生活本身会不断地把它还不为人所知的方面展示出来。我们，如不愧为当代的中国作家，就要像我们在北戴河时常喊的：“下海去！下海去！”
谨颂伏安！
贤亮
1984.7.25.
中国文化人正困于四十多年来从未有过的窘迫；在逐步解除了计划经济的束缚奔向商品市场的亿万人的洪流中，文化人已痛切地有了落后和失落的感觉。似乎文化和文比人都遭到空前的忽视和冷遇。很多文化人茫然不知所措：是继续自己的专业还是随波逐流，也涌到杂乱而又繁荣的，嫉嫌而又诱人的市场上去？
其实，我们应该认识到，中国从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正是文化和文化人从不正常的、畸形的和被主宰的状态，恢复到正常的、适当的、主动的状态以及实现自我价值的一次历史转机。中国的文化和文化人，都将经过产前的阵痛，落到它应有的社会地位上。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真正冲决中国文化人自“五四”开始就企图冲决的旧文比、旧传统、旧意识和旧观念，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在一九四九年就向往的政治目标。“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凭天真的理想、幼稚的热情，更不是靠政治口号和政治运动能迎接来的。这方面我们已经有非常惨痛的经验。只有发达的市场经济，才是两位先生的红地毯！
正如马克思所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我们靠“思想”过日子已经太久太久，所以我们的“丑”才会出得这么大。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公开提出了“三有利”的原则，这就要让所有的“思想”都落到实处来鉴别。当然我们只会选择适用于“三有利”的。“三有利”，才是建设中国的新文化也即新文化人的行为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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