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同志，中国人的家乡观念真是根深蒂固，那两个姑娘因为听见我说话，才盯上了我，这会儿，我也是听见这个司机的家乡话才盯上了他。过了一会，跟司机说话的那个干部走了，司机也把车检修好了。他把车盖盖上转过脸发现了我，朝我喊“喂，小伙子，把地上那捅水给我递上来。”
我把水递上去，巴结地问“大伯，您这车往哪儿开呀？”
这司机慈眉善目，脸红扑扑的。他一听我的口音就笑了。“嚯，咱们还是老乡哇！你要往哪儿去呀？”我说我要去哈密。他说他上乌鲁木齐，正好可以捎我一段。他说他开的这车不许抽烟，刚刚那个交通厅的干部要他带个从“口里”来的“外调”人员，他想，搞政工的外调人员成天翻人档案，思谋着怎么整人，准是个爱抽烟的，还不如把我这个不抽烟的小伙子捎上哩，何况又是老乡。
他加好了水，从保险杠上跳下来，叫我赶紧去拿行李。我把小包袱向他晃了晃，说家当全在这儿啦。他又笑了笑，打开车门，摸了摸我脑袋，说了声：“走吧！”
咱们车走上大路，就看到那个交通厅的干部领着一个提黑皮包的人边跑边朝我们叫唤……
不瞒你说，这司机就是我的师父。在车上，我把咱们老家的情况告诉他。他听着直摇头叹气，说全是“大跃进”搞坏的。谁都知道，“太跃进”那阵子，就数咱们老家吹得邪火。他又问我去哈密找谁，有哪门亲戚在那儿。我一五一十把我的想法说了，又掏出毕业证书给他看。他说别看不起体力劳动，世界就是工人创造的，所以当工人最光荣。他四七年在老家参军以后就开车，四九年进了疆，上面叫他当干部他还不当，转了业，照旧开他的车。他跟我一路聊得挺对脾气，还没到哈密，就决定收我当他徒弟了。
这样，车经过哈密，我就没下车，跟他一块儿直奔了乌鲁木齐。
这会儿，我师父早退休了。今年他整七十岁，在家成天养个花，弄个草。我经常去看他老人家。他说，你来看我啥也别带，要有好花，给我讨换一盆来。你看见你背后那棵君子兰没有？这就是我昨天从一个东北老客手里面，花了五十块钱买的。明天给他送去，他一准喜欢！
我说的这些你不厌烦吧？你们记者爱写大人物、英雄模范。我这一辈子没干过大事，平平凡凡。虽说也受过表扬，得过奖状，不过那都是咱公司内部的，连《新疆日报》也没上过。我说的这些，我知道你是不会写的，写了也没哪家报纸登，我只是给你提提神罢了。
你坐好，前面一拐弯就上山了……
……从此，我开上了车。日子就跟车轱辘一样，转得飞快；而且是，好日子就像加足了油门的轱辘，一小时八十迈，烦心的日子就像陷到泥坑里的轱辘，光打转转不出来。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一晃就是二十来年。这期间，车也换了好几辆了。我开的头一辆是苏联的“嘎斯”，后来换了咱们的“解放”，捷克的“司柯达”我也开过，我还开过罗马尼亚车，这辆“日野”是最近才换给我的。
汽车的岁数不是按年代，而是按它跑的里程来算的，我觉得人的年纪也应该是这样。有人活了五、六十岁，平平安安，没吃过苦、受过难，其实应该说还年轻得很哩，有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吃苦，长到三、四十岁又经历了不少事，那就应该说他很老了。记者同志，你别看一些平平凡凡的小人物，只要是吃过苦的，哪一个人都有够你写一部小说的材料。
就拿我这个开车的来说吧，早先通商的时候，我还到过苏联、阿富汗，又到过巴基斯坦。尤其是在帮助巴基斯坦修公路那阵子，几次事故都差点把我命送掉。在还没有修好公路的外国崇山峻岭上开车，真比驾驶宇宙飞船还难！咱们新疆内部呢，那些年哪有这么平的公路？不是搓板，就是大荒滩。遇上刮风下雨，你一个人掉在路上，叫你哭都哭不出眼泪来。到了冬天，一下雪，公路就像条河一样，结了一层砸也砸不碎的冰凌。车开到海拔三、四千米高的天山，一上一下，方向盘左一打右一打，每走一米都是鬼门关，闹不好就连人带车滑到万丈深崖下面去。这样的公路，我在苏联、阿富汗没见过，翻翻资料，别的国家也没有。人家碰上下雪，都先用清雪机把雪清了，不清雪司机就不开车。所以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中国人都够英雄的！
好了，咱别自吹自擂了，说说自己的生活吧。
我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抱怨的。一个庄稼人的娃娃，如今开上了大汽车，国家把好几万块钱的东西交给我，光这一点就让我知道了自己的分量。那些年讲出身历史，咱们车队还数我清白，所以老让我出外勤，跑国际公路。我也兢兢业业，生怕辜负了领导对我的信任。可是内心呢，在好长时间里，总有个冰疙瘩化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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