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我妈，就在第二年春天修水利的时候死在工地上了。我舅来信说，我妈临死的时候老唤我的小名，死了以后，从她兜里还翻出来我给她寄去的两张汇票。原来她都没上邮局去取——粮店跟市场上没粮食，我就是寄回去成把的钞票也白搭。我舅把这笔钱给她打了口薄木棺材，又把我爹的坟修了修。六四年，我攒了一笔钱回老家，二老双亲的坟上已经长满了青草，那年栽的杨树都有胳膊粗了。
我看了看那天夜里离开家走的小路，看了看我爹那晚上趷蹴的地方，后来都变了模样了：小路变成了大路，铺上了石子，我爹趷蹴的那个路边如今正是路当中，拖拉机在上面过来过去的。我师父说得不错：车是要往前开的，两眼老要盯着前方，偶尔在反望镜里朝后面瞧瞧可以，要是一个劲儿往后看，车非开翻不行！所以我还是回来照旧开我的车。
话虽是这样说，可世界上再没有我的亲人了，心里总觉着说不出的孤单。司机跟司机见面的机会少，我收了车他走了，他收了车我又走了，我跟我师父也很难有一块儿待两天的时候。以后，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连熟人在一块儿也不敢说知心话，弄得谁也不相信谁了。见了生人，那两眼更是瞪得像乌眼鸡似的，先要惦量这是不是阶级敌人？是啥出身成份？哪像现在我跟你这个刚认识的人就能随便说知心话！人跟人的关系，还不如六O年困难时期亲密。记者同志，你说什么最叫人痛苦？照我看，人跟人的心不能交往最难受。早晨起来，先穿内衣，再套毛衣，又加棉袄，棉袄外面还要来件无形的盔甲把自己装裹起来，这才出门。每个人都缩在自己那件无形的盔甲里面，所以一个单位的人尽管多，可都互相热乎不起来。
那几年，我老是闷声不响的。有一次，师父见了我，说：“你也该考虑结婚啦，都二十六、七，奔三十的啦。有了家，有个知疼问暖的人，兴许情绪会好起来。”我一想，也对！咱就准备结婚吧。
在新疆，寻个女人不容易，这儿男的多、女的少，得慢慢碰机会。幸好咱们开车的四处跑。不久，在达坂城的食堂里，咱们公司的几个开车的碰到了一起，吃饭中间聊起了这事，一个司机猛地一拍大腿说：“有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这达坂城就有个刚来的陕北姑娘，我替你说说去。”别人也都瞎起哄，还有个开车的唱起哈萨克民歌：
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
两个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
一定要你嫁给我……
唱得我心里痒痒的。好！咱们去看看。
这姑娘是米脂人，那年陕北闹灾荒，她跟我六O年一样，也是因为老家没吃的才跑出来的。“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这句陕西的口语和维吾尔人说的“达坂城的姑娘一枝花”一样，是尽人皆知的。姑娘二十刚出头，还是个完小毕业生，长得的确不错，虽然辫子不长，两个眼睛睁的挺大。她姨妈在路口摆个茶摊，生活很困难，但也没提别的条件，光要求给姑娘报上户口、安上粮食关系。听老太婆的口气，她和姑娘并不亲，只想把吃闲饭的侄女儿早点推出去。
这事对我来说不难。领导上一直看得起我，因为不管那派掌权，他都得用我的技术，给我的家属报个户口，安个粮食关系还在话下？我们一块儿去的几个司机一合计，就跟她姨妈说定了。
回来以后，师父对这件事很不以为然。他摇着脑袋说：“你不知她的底细，哪能这么随便？这是一辈子的事哩。你别着急，让我慢慢给你找。”我说：“我这些年四处跑，看的人多了，也有了点看人的经验。这姑娘一脸正气，不是个轻狂的样子。我看就是她吧。”其实呢，因为我多少年都没想到要结婚，一个人闷闷地过日子，经师父给我一点悟，我才发觉结婚是头等大事，一心想早点把这事办了，所以这次就没听师父的话，跟她结了婚。
我看你还年轻，结了婚没有？没有，好，那我跟你说说这夫妻之道。我结了两次婚，可以说有那么一点经验。
夫妻两个人过平平常常的日子，生活当中没有什么大事来考验双方的感情，那就得凭衣食住上的一举一动，眼睛神态上的一点一滴来看人的内心。这里面没有学问，只能靠你的感觉，拿你们知识分子的话来说，就是一种“直觉”吧。她对你是真心的，就是刷你两巴掌你也能感到她手掌心是热乎乎的；她要是对你虚情假意，就是成天把你搂在怀里喊乖乖，你也会感到她的怀窝冰冰凉。在社会上，好人能够装得出来，假积极也能骗张奖状、捞个党票，唯独在家庭里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的过日子，晚上还要同床共枕，感情的好坏是绝对糊弄不了对方的。有的家庭，你别看他们的碟子碗经常磕碰，要仔细观察他们相互之间的眼睛神态，兴许还是有情有意的一对哩。有的家庭，拿书上的话来说两口子“相敬如宾”，可没准正在同床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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