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这儿待了很久。中午，老奶奶非要我们在这儿吃一顿饭不可。可是在病人面前耽搁的时间已经是太长了。
离开的路上，我对老红军建议：是否要把病人立刻转移到大一点的医院里去？老人摇摇头：组织上曾建议过，病人自己执意不肯。没办法，我们只得请最好的医生按时给他看。他坚决不到大医院，不到疗养院，从前些年就坚持这样。
“为什么？”
“为什么？”老人重复着我的话，看看天边，若有所思，“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的心思，他没说，可是我能明白。你不知道，我的这位老战友有一年住院时，看上了一个年轻的护士。后来，用他的话说，就是昧了良心，把那个一块儿吃糠、吃土长大的女娃给一脚蹬了。这就是进城的毛病。那个年轻护士小他很多岁，长得实在不错，会说一口城里话，还会照料他。可那只是刚开始，日子久了她就烦腻了，嫌他这也不好那也不好。还不错，勉勉强强给他生了两个孩子。在男人遭磨难那几年里，我看这个城里娘儿们至少跟三五个男人有勾搭。这事我装在心里，一次也没跟老伙计讲。这个老伙计可真是太倒霉了，他比我还要时运不济，摊上了这种事。照理说那个娘儿们不该对乡下老太太动心思了吧？她不。老太太在他得病的时候送来一点花生啊，瓜果梨桃啊，几次都被那个娘儿们骂出去了。她骂得真难听。花儿当年还小，站在妈妈一边。我亲眼看见她们对骂。这样的事让我的老战友难过，他找到我哭。我狠了狠心，真想把听来的那些话告诉他。可后来我还是忍住了。我只是骂了那个娘儿们几句。后来他喝了酒，喝醉了，倒是自己讲了出来——原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说这辈子犯了一个大罪过，不会有好下场，‘你等着看吧，我对不起花儿她妈，也对不起那个村子，我现在不敢回村里去，村里都知道出了个白眼狼。他们说原先还对他指望着哩，想不到是这么个东西，吃饱了就跑，当了大官，丢下结发妻哩！人哪，没有一个不喜欢花花绿绿的东西。还说等我回山里那天，要用镢头砸断我的腿……’他一边说一边哭。他说现在不管在城里还是在山村，他都没法做人了。他是个没有好下场的人。后来他的话真的应验了，中了风，摔得不轻，一天到晚卧在床上……你不知道那个城里娘儿们活着时是怎么�事前边的石头上，像水一样流的血，就会拿出狠心来对付这些诱惑。这根弦不能松，一松，人就过得像狗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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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那个老人身边回来不久，听说他的病越来越重了。这期间老人又跑去看了几次，每次回来都很沮丧，脸色铁青。我长时间不敢问他话，一些情况都是他自己讲出来的。他讲得断断续续，什么组织上来人拉他到医院里去，他用一只手揪住被子和炕席，硬是不走。直到他昏迷过去了，人们才把他抬到医院里。他醒来一看是在医院，又嚷着踢着要回去，不吃不喝。没有办法，只得把他抬回了。再后来又是出事，没法只得在炕上看护，那儿的条件当然很差了。“他最初是因为得病，才坚持住到山村里，理由和所有人都不一样。我的这个老战友比所有人都倔，战争年代的那股拗劲又上来了。他的理由你想不到。他这样说：从他记事起，村子里的人都是死在自己炕上的。那么多人能，他为什么就不能死在自家炕上？他为什么就要到锃明瓦亮的大医院里去死？有人告诉他，现在不比过去，现在条件好了，村里的人到病危时刻也要抬到医院里。他说那好吧，就把我抬到乡医院吧！”
老人讲这些的时候，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了东部平原，还有后来去过的南部大山——那里的人只要到了五十多岁，得了病就很少往医院送了。他们都是躺在自己的炕上捱，顶多请几个乡间郎中来看一看。有时候数遍一个村子也找不到一个人在医院里合上眼睛。他们从出生到死亡都是躺在自己家的大土炕上……想象着那个倔犟的老人，他的行为——他大概是以这种方式，替所有山里人表达一种悲凄的心情，表达自己对贫穷的抗议……我说不明白，反正他在以这种方式表达那种特殊的心绪，表达了他对死亡的极度藐视。
老人叹息着：“我这个老伙计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在他工作的那个部里，部长病危时曾立下一个遗嘱，其中有一条就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大家都很感动，有好几个人受这个启发，也这样提出来，希望骨灰能撒到他们流血流汗、印下战斗足迹的地方。可是那一天在执行部长遗嘱的时候，他亲眼看到撒骨灰要出动这么多人，先是乘火车，然后出动直升机和船……我的这位老战友惊呼起来：‘天哪，这要花多少钱哪，这要花国家多少钱哪！’他为此特意改了遗嘱，说自己死了之后一定不要开追悼会，也不要向遗体告别；至于骨灰嘛，随便埋到哪棵树下都行，埋到哪儿方便就埋到哪儿吧。前几年他卧床不起后又重新改了一下，要求把骨灰先存一个地方，等将来由他的大女儿花儿亲手埋在老伴骨灰盒旁边——最好找一棵老枣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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