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告诉，那个老战友一生里有一个最大的哀痛，就是得罪了村里人。那个贫穷的小山村看起来挺寒酸，沉默寡言，实际上蛮有自己的主意。“人哪，千万不要轻看了自己的故土。”老人长叹，说那个老战友的事情他从头到尾都看在眼里，那真是给人警醒的一个大故事。刚开始村里人都为自己这儿出了一个“老红军”欢欣鼓舞，走到哪里都说谁是他们村里的人；后来，自从他跟自己的结发夫妻分手后，就再也没人提到他了。他得了重病，被抬回村里，躺在原来的那个小瓦房里的大土炕上了，还是没人同情。他们都说：“活该！”他几次昏迷过去，村里人都很少来看他的，原来他们还是不能原谅他。直到前不久，都说老红军眼看不行了，这才有三三两两的人来瞅上一眼。那些和他年纪差不多的同辈人大多都去世了，比他年轻的人像来看一个稀罕似的，瞅上一眼就走。他们对这个人并没有多少感情……
老人说这一段故事时，给我留下了至深震撼。我久久咀嚼这其中包含的什么。
这个秋天好像在一夜之间加快了步伐。第二天早晨起来一看，那一丛美人蕉的叶子有几片好像被寒气冻蔫了，衰败的花朵落了一地。还有门外那大片的苔菜叶子，有的也在卷曲，路旁的毛白杨也在开始脱叶。
也就是第二天，噩耗传来。老红军的老战友，那个前几天还躺在炕上的中风者，于前一天晚上零点去世。他就死在自己家的土炕上。
老人一声不吭蹲在了院墙外边，面向着那个小村的方向……落日滑下去，最后消失在一溜山阴后边，他仍然那么蹲着。夜深了，儿媳莫芳走出来，为他披上了一件宽大的风衣，又走开。我站在他的旁边。
星星出来了，他仍然在那儿蹲着。他让我回去，我没有听。后来他只好站起，扳着我的肩膀一块儿进屋。
第二天他去跟老战友告别。我随他一同去，他摇摇头。
两天之后，村里要开一个追悼会，老人说要举行一个葬礼——小村人决心不理老人生前的遗嘱，也不管组织上准备怎么办，反正这次要自己干。老人说他要参加葬礼，还说要讲点什么。他说在这整个城里，和这个人在一块儿战斗过的只有他一个人了，“我们老哥俩谁也代替不了，我们才是真正的老哥俩，他不过先走了一步”。
我提出同他一起，他默许了。
葬礼是在那个老人死去一个星期内举行的。花儿和她母亲到处寻找一棵像样的老枣树，后来就在村子最东边、山的豁口下边、太阳一出来能够最早照亮的一个山坡那儿找到了：一棵长得歪歪扭扭、树干上满是伤疤和瘤子的异常茁壮的老枣树。据村里人讲，这棵树活得年纪最长了，而且迎着阳光望去，很像是一个挺不直腰身的老人，正不眨眼地望着这个村子。这是守护啊！这儿的人都觉得那棵老枣树和死去的老人有点相像。几乎没有什么争执，就在那片开阔地上，村里人准备埋下死者了。
晚秋时节，雨声沙沙……到后来这雨水越来越小，却仍然使人们身上湿漉漉的。这个对遗弃了结发之妻的老军人冷落了几十年的小村人，突然间都从四面八方汇来了。有的甚至是村外的人，他们得到消息也来了。人们都口口相传，说那个打过很多仗的老红军死了——这儿剩下的惟一一个老红军也要赶来参加葬礼。在这最后的时刻，小村人一手包办了所有的事项，好像故意瞒住了官方，而且也不向那个城里妻子生下的孩子通知一声。后来可能是有人觉得这未免过分，还是在最后时刻通知了他们。
于是就让我们看到了在骨灰盒旁边伫立的那两个哼哼唧唧、用力忍着眼泪的孩子。他们都白白胖胖，戴着眼镜，一眼望去，与满场的人都有极明显的差异。村里负责人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瘦骨伶仃，一双眼睛老盯住一个地方，不善言词，说话简短。开始时他站在老枣树下，四下里望一望，说一句：“他去了，是咱村里的，咱大伙儿来送他。嗯，都来啦，好，一个不少。”
他说这话的时候，那双沉甸甸的眼睛往四周转了半圈。我不由得随他的目光看去。我发现，小娃娃、老人，走路艰难不得不拄着拐杖一步步挪来的老头老婆……围了很多，使人很难相信在这山旮旯里竟然藏下了这么多的人。更令人惊讶的是，不光是人，所有的狗也都来了。它们大概是跟着自己的主人来的，这时候神情肃穆地站在那儿，没有一个蹦跳的，都老老实实面向这棵老枣树。负责人的话刚刚落地，人群里立刻是一片不安的议论声，有人呜呜哭泣，先是老婆婆，后来是老头子。年轻人一声不吭咬着嘴唇，又抬起眼睛寻找花儿和她母亲、那两个白白胖胖的城里孩子——他们正摘下眼镜擦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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