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一九八○年十一月
一九七九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调查清末中国同盟会（包括其它革命团体）会员情况，给我一封信，原文如下：“令尊补塘先生是江苏省最早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人物之一，参加过东京励志社，创办《国民报》、《大陆杂志》，在无锡首创励志学社，著有影响”，因此要我介绍简历及传记资料等，并提出一个问题：“在补塘先生一生中，有过一个重大的变化，即从主张革命转向主张立宪。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日本中岛碧教授、美国李又安（AdeleRukett）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一九八三年发表后，一九九○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一九九二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谨向他们致谢。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一八
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
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了一笔款子，再
度出国赴美留学。我是父亲留学回国后出生的，已是第四个女儿。那时候，我父亲不复
是鼓吹革命的“激烈派”。他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民国的官，成了卫护“民主法治”的
“疯骑士”——因为他不过做了一个省级的高等审判厅长，为了判处一名杀人的恶霸死
刑，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和督军顶牛，直到袁世凯把他调任。他在北京
不过是京师高等检察长，却把一位贪污巨款的总长（现称部长）许世英拘捕扣押了一夜，
不准保释，直到受“停职”处分。《民国演义》上提到这件事，说杨某其实没错，只是
官官相护。据我理解，我父亲的“立宪梦”，辞官之前早已破灭。
我说“理解”，因为都未经证实。我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对听到的话不求甚解。有
些事只是传闻；也有些是父亲对我讲的，当时似懂非懂，听完又忘了；有些事是旁听父
母的谈话而领会的。
我母亲唐须荌也是无锡人。我父母好像老朋友，我们子女从小到大，没听到他们吵
过一次架。旧式夫妇不吵架的也常有，不过女方会有委屈闷在心里，夫妇间的共同语言
也不多。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他们俩同年，一八九八年结婚。当时我父亲还是学生，从
他们的谈话里可以听到父亲学生时代的旧事。他们往往不提名道姓而用诨名，还经常引
用典故——典故大多是当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孩子听了不准发问。“大人说话呢，‘老
小’（无锡土话，指小孩子），别插嘴。”他们谈的话真多：过去的，当前的，有关自
己的，有关亲戚朋友的，可笑的，可恨的，可气的……。他们有时嘲笑，有时感慨，有
时自我检讨，有时总结经验。两人一生中长河一般的对话，听来好像阅读拉布吕耶尔
（JenadeLaBruyeere）《人性与世态》（LesCaracteres）。他们的话时断时续，我
当时听了也不甚经心。我的领会，是由多年不经心的一知半解积累而得。我父亲辞官后
做了律师。他把每一件受理的案子都详细向我母亲叙述：为什么事，牵涉什么人等等。
他们俩一起分析，一起议论。那些案件，都可补充《人性与世态》作为生动的例证。可
是我的理解什么时候开始明确，自己也分辨不清。
例如我五六岁在北京的时候，家里有一张黎元洪的相片，大概是大总统发给每个下
属的。那张照片先挂在客厅暗陬，不久贬入吃饭间。照片右下角有一行墨笔字：“补塘
检察长”。我常搬个凳子，跪在凳上仔细端详。照上的人明明不是我父亲，怎么又写着
我父亲的名字？我始终没敢发问，怕问了惹笑或招骂，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落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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